论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目录：
一、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
二、 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 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2. 从夫妻看黄碟案看行政执法中的道德法律化
3. 从遗赠情人案看司法审判中的道德法律化
三、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摘要：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笔者从三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问题。
从军人刘波的父债子还案中，看出不合法的债务不应该由其子女负无限连带责任，虽然舆论支持刘波的行为，但是法律角度上他不应去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义务；从夫妻看黄碟被警方拘捕案中，对执法依据是道德还是法律产生了疑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与道德存在了冲突，但是道德观念不应该代替法律规定，成为执法的理由；从全部财产遗赠情人，而被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判为无效的案件中，对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断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由此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了置疑。
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今天，首先遵循法律而不是听命于道德，把握法律的要求而不是道德的内涵，。“以德入法”也许会换得一时的赞叹，却会动摇法治的根基，最终使法治消于无形，尤其是在我们准备依法治国的时候，就更不要随随便便在适法的时候谈道德，用道德的东西来左右法律的判断。在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之前，千万别把道德扯进来。因为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好只有首先维护好法律才能最终维护好道德。如果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道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要置法律于何方呢？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法理学》 孙国华主编
《民法学》 王利民主编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 梁慧星著
《道德不应成为法律的藩篱》 寿新宝　张贤海著
《法律的道德化：中国法治的一种自然的冲动》 耕　农著


德治与法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如周朝的“明德慎刑”（即提倡德教，慎用刑罚）到大唐律的“依礼制律，礼刑合一” 尤其是《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德礼之用”就很鲜明地证明了一点：道德是法律的实质渊源之一。（现在我们所说的法的渊源如宪法、法律法规等，笔者认为是法的形式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只不过是中国整个伦理化传统的一个部分而已，只是这种历史传统的一个寄托而已。

当然，对于社会的道德体系的构建与宣扬，这种传统也许很好，但对于法律就不尽然。笔者认为，一种严格的技术化操作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法治最初作为一种统治方式被提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客观性，而伦理性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伦理性操作（这个事件中更重要的体现是后者）则会在根本上触动这种客观性。如果不是德作为法治的补充而是法成为德治的工具的时候，当人们以一种道德标准来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时候，法律的技术化操作就不再被需要了，法治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在这样一种传统中，人们运用法律需要的不是职业的法官、律师以及其他种种操作人员和操作程序，而是一个道德上的权威，而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实践，这种实践使得中国的法治始终走不出困境。

一、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

何谓“道德”，按照《辞海》的解释：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民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关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因为法律同道德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法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是明确、肯定、普遍的行为规范，一般以宪法、法律、法规等具体形式加以表现。道德不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较笼统、概括和抽象，没有确定的成文形式，大多存在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中。

两者调整范围和内容不同。法是调整人们某些行为的规范，以规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道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都加以调整，所调整的范围也广泛得多，其内容主要是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履行的义务。

两者实施方式不同。法主要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道德则依靠人们内心的信念、社会舆论的褒贬作用、教育的力量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以精神的影响保证实施；

两者发展前途不同。阶级意义上的法随着阶级的消灭终不复存在。道德在阶级消灭仍存在并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过：“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因为法律是刚性的，是理性的，是通过法律条文形式表现出来（我国不同于适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道德通过法律表现是正常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是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研究者、实践者（如警察、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都把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无论是追究、辩护或者分析判断都会把道德通过法律的正常表现而混淆一同。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化

由此道德法律化成为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表现。笔者从以下3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问题。

二、 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 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浅议检察权在基层检察院内部的划分和设置

斯琴巴依尔 任全辉


　　县区及县级市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检察机关最基层的工作单位，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办案任务和上级院及地方党委、政府交办落实的种种事务。当前，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中，修改和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乃是其中应有之义。那么，随着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检察权在检察机关内部必须亦应重新划分和设置，本文试图从实践的角度对检察权在基层院内部的划分和设置提出构想，以期为上级机关在对基层院机构改革规划方面提供一些参考。
　　一般而言，我国检察权的配置，包括不同级别检察院之间的权力配置、检察院内设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和检察人员之间的权力配置。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问题。事实上，基层检察院作为检察权行使的基本单位，除法律规定只能由上级检察院行使的职权外，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基层检察院都有权行使。
　　从检察权权能划分来看，基层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主要包括：对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的权力；对各类案件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力；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监督权、控告申诉复查权等等。这些职权分别由反贪（渎检）、侦查监督、公诉、民行、控申等部门行使。
　　从检察权运行程序来划分，检察权可分为诉讼检察权和非诉讼检察权。所谓诉讼检察权是指侦查机关立案侦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检察机关对一切执法活动、审判机关诉讼活动、裁判执法活动监督的监督；而非诉讼检察权则是指对诉讼程序以外司法行政、司法执法活动（如强制收容、教育、戒毒等）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对特定主体群（主要指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预防等专项检察职能。
　　综上所述，我国基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之间的检察权配置呈现出一种平行配置的模式：在各个环节都配置了相应的检察权，各项权能互不隶属，行使各项检察权的检察官之间地位平等，各部门均可以平等地代表检察机关行使职权，在检察长的直接领导下独立行使各自的职权。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基层检察机关检察权的划分和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有的甚至已成为检察事业发展的碍障，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主要表现为：
　　其一，权能配置缺乏平衡性和连续性。由于检察权采用平行配置的模式，各项权能互不隶属，其最大缺陷就是导致各职能部门之间“分工负责有余”，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足”。在业务管理上，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和协调有效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整体监督效能的发挥，甚至出现各自为阵、监督脱节的现象。
　　其二、检察权能划分不科学、不周密，缺乏整体规划性。在各业务部门检察权配置问题上，专项权能的划分表现出两种极端性。一方面出现了各项检察权能交叉重叠的现象，甚至多个职能部门可以行使同一项检察权能，严重影响了检察权的权威性，如就侦查权而言，渎职侵权案件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集中在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和反贪部门，而其他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还分散于监所检察、民行检察等部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部分领域检察权行使不到位的现象，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只在诉讼法中原则地规定：“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有权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至今还没有明确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权。
　　其三，检察权划分结构不合理。目前，检察业务部门的权能划分仍是按照诉讼环节和受案范围设置的，科室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真正理顺，往往存在分工过细、环节过多和交叉重叠等现象，影响了检察权整体效能的发挥。在历次的检察机构改革中，行政部门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行政部门过多、行政人员的比例过高的现象不容忽视。在人员配置不变的情况下，提升了党政和服务的功能之后，相对而言就削弱、降低了业务属性和司法职能。如对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有的检察院将之作为反贪局的内设科室，有的则将其并列于其他业务部门。机构设置上的这种混乱，既不利于上下级之间开展工作，也有损检察机关的形象。
　　其四内设机构过多过滥，给基层院队伍和业务建设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力量分散，形不成战斗力。一般情况下，一个基层院的编制少的只有十几人，多的也不过百十人，因内设机构多，有的科室只有一、两个人，多的三、五个人。科室太小的最直接后果是：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任务时力量不足，闲时又无事可干，有的科室任务重，需要加班加点，而有的科室则无所事事。（2）职能交叉，重复劳动，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如政研室的调研工作，政治处的宣传工作，办公室的信息工作，在基层院完全没有分开的必要，把信息材料分属三个部门，不仅造成人力和资源的浪费，又容易引发推诿扯皮，影响工作效率。（3）兵少将多，头重脚轻，助长官本位思想。机构多，科长、副科长，分管领导也随之增多，带“长”人员往往占编制数的一半还多，有的多达三分之二。一线干活的人少，二线发号施令的多。因设置有较多的带“长”位置，使一些能力、政绩平庸的干警比较容易登上“长”的职位，诱发人心对官位的热衷，更有甚者则走起了歪门斜道，败坏了检察队伍“官”风。
　　以上问题，虽反映在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层面上，但却从检察制度的整体上对检察权的发挥和检察官队伍建设构成严重影响。因此，在当前推进检察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当重新设置和划分科学合理的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为此，笔者结合基层院工作实践，提出以下构想：
　　（一）应统一规定基层院内设机构的规格。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与同级人民政府均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说明了检法两院与同级人民政府是平行的国家机关，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不能将两院等同为政府下属部门，应明确基层人民检察院为副县级单位，正职领导为副县级，副职领导为正科级，内设机构统一为副科级规格。
　　（二）应大规模的削减撤并基层院内设机构的数量，不应要求基层院内设机构与省、市院设置对应。本人认为，根据目前基层院工作任务和人员情况，设置“四局三处一队”八个单位比较适宜。
　　1、刑事检察局。该局承担目前侦查监督、公诉、监所三个业务科的工作任务。其理由是：侦查监督与公诉分设完全没有必要，对一个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分侦查、审查、审判三个环节足够了，没有必要再捕、诉分开进行内部制约。制约过多，重复劳动多，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不利于对案件跟踪监督和侦查指导。另外两个科室的名称叫法也缺乏科学推敲，将两个同属刑事检察工作的业务分别取名为侦查监督和公诉，不能涵盖其工作本质，在逻辑方面也存在错误，难道公诉科对侦查工作就不监督吗？公诉科对审判监督在名称上如何体现？基层院设置监所科完全没有必要，县区院一般只有一个看守所，有些区级院还没有看守所，对看守所的监督工作量很小，将对看守所的法律监督并入刑事检察中，设专人负责，有利于对个案从批捕环节到执行环节的跟踪监督，便于互通情况，提高工作效率，对有监狱驻地的县区，其监督职能可收归市级院派驻检察室监督。
　　2、反贪污贿赂局。该局承担辖区内的反贪污贿赂工作。人数多的基层院在反贪局内部可下设几个办案组，不应再设办案科。
　　3、反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局。该局承担辖区内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内部也没有设科的必要。
　　4、控告申诉检察科。该局承担目前基层院的民行检察、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任务。民行检察业务其实质也是办理申诉案件，基层院人员少，案件少，没有单独设科的必要。
　　5、政工科。该处将目前基层院分设的纪检监察纳入其中，将宣传工作剥离出去。主要负责基层院政治、人事、教育培训、纪检监察、党建等工作。基层院人员少，一年甚至几年才会出一起违法违纪案事件，没有必要设专门的纪检监察机构。
　　6、秘书科。该处承担目前基层院办公室、政研室和政治处的一部分工作。主要负责文秘、宣传、统计、档案、协调等工作。
　　7、检察技术室。该处主要负责基层院计财、装备、基建、车辆、通信网络等后勤保障工作。基层院技术科应予取消，这是因为高难度的技术鉴定基层院做不了，因工作量小，也没有必要培养法医、文检、痕检、司法会计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门人才。如需要鉴定，基层院可到市院去做，对于原技术科承担的一般性拍照、录像等工作，业务科的人员完全有能力承担。对于通信网络工作，交给检察技术部门。
　　8、法警队。负责机关安全保卫，办案押解警戒工作。
　　预防犯罪科应予取消。预防犯罪是全社会的工作，作为基层院打击惩治犯罪就是最好的预防，对于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共性或个性问题，需要堵漏建制或宣讲、宣传法律的，任务由各业务局承担。
　　按照上述设想，基层院内部机构精简可达50%以上，内设机构带长职数可减少70%，分管副职也会相应减少。对富余的带“长”人员可通过提高职级的办法一次性解决。如此，基层院一线办案力量将会有较大加强，其干警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会得到充分的提高，对全面发挥检察职能，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必将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