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你“当场击毙”的权力？

作者：许建添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


　继今年四月份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桂芳明确提出“面对砍手党时，干警要敢于开枪，否则是民警的悲哀”之后，六月下旬，湖南长沙警方生重拳出击打击“两抢一盗”，举措之一即在街头挂出“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 “抓获飞车抢夺现行犯罪嫌疑人的奖励5000元”的横幅。这反映了我们的人民警察为了保卫人民（包括我们的人民警察）生命财产安全而与犯罪作斗争的决心与勇气。其出发点是好的，并且取得了一定效果，据红网湖南频道报道，6月11日至7月7日近一个月时间，长沙全市“两抢一盗”案件发案率锐减57.8%。（http://hn.rednet.cn/c/2006/07/10/934673.htm， 2006年7月11日访问）但是， 笔者认为“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存在问题，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发表个人看法。
　　第一，将飞车拒捕者当场击毙，是否有合法依据？许多人都认为，“当场击毙”于法有据。其大都引用的法律依据是《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警察法》）第十条的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 同时引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三）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因此草率并且自信地得出结论：对于“飞车抢劫拒捕者”，人民警察经警告无效，使用枪支等武器将其“当场击毙”于法有据。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无论是《警察法》还是《条例》均只规定警察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而没有赋予警察“当场击毙”犯罪嫌疑人的权力。“使用武器”与“击毙”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以得出“当场击毙”于法有据的结论？况且，《条例》第四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从此条规定看，使用武器的目的是在于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必须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给人的感觉就是对飞车抢劫拒捕者使用武器的目的是“击毙”，而且无需“减少人员伤亡”。试想，都把人家“当场击毙”了，如何“尽量减少伤亡”？《条例》第五条还规定：“人民警察不得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使用警械和武器。”，因此，长沙警方公然对外宣称“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是违法的！
　　第二，从刑事法治角度来讲，“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有违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警察要“当场击毙”飞车抢劫者，必然要先判断嫌疑人是否是飞车抢劫、是否拒捕。但凭什么判断嫌疑人是飞车抢劫而不是飞车抢夺？如果嫌疑人实际上是飞车抢夺而警察认为是飞车抢劫所造成的生命损失怎么办？何谓拒捕？逃跑算不算拒捕？飞车抢劫最高院已经在去年下发了相关司法解释，在2005年6月8日开始实施的《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里规定对于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夺取他人财物的，一般以抢夺罪从重处罚。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1)驾驶车辆，逼挤、撞击或强行逼倒他人以排除他人反抗，乘机夺取财物的；(2)驾驶车辆强抢财物时，因被害人不放手而采取强拉硬拽方法劫取财物的；(3)行为人明知其驾驶车辆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手段会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从这可以看出，飞车抢夺一般定抢夺罪，特殊情形才定抢劫罪，飞车抢劫与否，还是得由法律说了算。同时，《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了转化抢劫的情形，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从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抗拒抓捕，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长沙警方“当场击毙”飞车抢劫拒捕者的条件并没有体现出“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这一重要条件。此外，罪与非罪，同样应当经由法定程序才能确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如果警察在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就定嫌疑人“飞车抢劫拒捕”并“当场击毙”，就是违反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
　　“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是在严峻的治安态势下所作的选择，这不禁让人想起我们建国后的几次“严打”斗争。在我们经历一次一次“严打”后，社会治安理应好转，可为何至今还需要“当场击毙”这样的视生命为玩物的打击活动？我们不更应当反思一下我们的刑事政策么？抢劫者可恨，飞车抢劫者更为可恨，但也许罪不容诛。笔者认为此次湖南长沙警方的行动功利主义色彩过于浓厚，政治色彩浓于犯罪与刑罚的自身规律，而且其“当场击毙”之规定有违法律。长期下去，法律将被执法者自己所践踏！
　　我们毫不怀疑长沙警方打出“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横幅的初忠，但是在法治社会打击犯罪必须依法进行，否则我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当某些人还陶醉于部分人们对警方所作所为的拍手称快时，笔者却为此而担忧。更有甚者，认为面对带来严重社会危害的飞车抢劫歹徒，民警可以免去鸣枪示警，直接开枪将其击毙。同样让笔者感到担忧的是，某著名院士在丢了手提电脑后，就立即想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收容制度，难道你忘记了“孙志刚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这些，无不暗示着我们的法治进程是多么的艰辛与漫长！

“天价医药费”之法律博弈

北京市中济律师所医药法律主任律师：李洪奇
010－86187836；88083116

法律具有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作用和强制作用，这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理”，法律人士对此笃信不疑。

然而，当人们面对“天价医药费”事件时，法律的作用却受到了严峻挑战：法律规范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起不到引导的作用；人们对医疗行为的评价莫衷一是，失去了标准；没有人可以根据法律预先估计医务人员的行为及其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的实施也不能对医疗行业的行为产生教育效果；本应制裁、强制、约束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在现今医疗行业常常遭遇尴尬和无奈。

虽然“天价医药费”事件远无定论，但本文作者愿意运用自己浅薄的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对事件的争议要点和可能结果进行大胆设想。倘若所言谬论，则系我之所愿；倘若不幸言中，则为我辈之大不幸。

设想一：
患方通过行政投诉和法院诉讼的方式追究医方医疗事故责任，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陪护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费用。结果行政调解和法院判决均未支持患方的请求。

患方诉称：
医方诊疗行为存在严重过错，不但造成患者死亡的严重后果，而且造成患者家属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已经构成医疗事故。理由是：1，医方治疗过度，用药过度。2，医方伪造和篡改病历记录，病历与收费单、化验单不符。3，护士值班不符合规定。4，错误用药，给患者使用导致其过敏的药物。

医方答辩：
院方承认医院管理不够完善，出现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与患者最终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医院对患者的诊断、治疗和医学处理不存在过失。
1，患者病情危重，医方全力救治，充分行使医务人员的权利。《医师法》第21条规定“医师应当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置、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方案”。本案中医院的治疗措施、药品使用都是控制患者病情所必需的，其中有的属于家属要求，有的属于医嘱经过家属签字确认。
2，医方没有伪造和篡改病历记录，至于个别时间段内病历与收费单、化验单不符合，属于医务人员的操作失误。根据2002年9月1日布实施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8条“上级医务人员有审查修改下级医务人员书写的病历的责任。修改时，应当注明修改日期，修改人员签名，并保持原记录清楚、可辨。”本案中病历问题主要是由于上级医务人员修改病历时工作不够细致造成的。但是病历记录本身与患者死亡没有必然关系。
3，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患者确实使用了能够导致其过敏的药物。患方反应的其他问题都与医院管理不善有关，但与患者死亡无关，患者死亡是其疾病的自然转归。
4，鉴于患方要求行政或司法解决此纠纷，医方要求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以明确医方有无过错，责任大小，是否构成医疗事故。

结果：
在卫生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的委托下，本案进行了两级鉴定，最终结论是：医疗行为存在缺陷，但医疗缺陷与患者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本例不构成医疗事故。最后，患方承担了行政调解或司法诉讼的不利后果。


设想二：
患方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追究医方的合同违约责任，返要求还部分医疗费并赔偿损失。结果患方败诉。

患方诉称：
虽然缺乏合同的形式要件，但医、患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医疗合同的订立有失公平。合同履行过程中，即诊断、治疗、抢救过程中，医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没有认真其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不断说服家属同意尝试一些疗效不确定的新疗法，且要求家属大量院外购药，扩大了患者家属的经济损失，致使患方无法达到合同目的，医方应该返还部分医疗费，赔偿损失。

医方答辩：
1，医、患双方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患者来院就诊应视为要约，医方接受患者住院治疗应视为承诺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并生效。
2，住院期间，医方严格按照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进行为患者提供诊断治疗服务；药品的选择和使用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规定。遇有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手术、实验性临床医疗时，也是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10条的规定，由患者本人或近亲属签字。医方要求患者家属外购自费药符合法律规定。
3，对于最新治疗方法的采用，一方面是控制病情的切实需要，另一方面是满足家属的反复请求，病程记录中都有记载。
4，合同纠纷应当“谁主张、谁举证”，患方应当举证证明院方存在具体的违约行为，并造成患方实际损失。而患方并不能出示相关证据。

结果：
法院判定医方不构成实际违约，故驳回患方的诉讼请求。


设想三：
患方报案追究医方刑事责任，要求公安或检察机关对医疗机构和相关医务人员立案侦查。结果不予立案。

患方诉称：
医方使用的药品大多带有“回扣”，医务人员涉嫌“受贿罪”；医务人员无证上岗且代签医嘱，违规会诊，涉嫌“非法行医罪”；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涉嫌“医疗事故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