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团员青年中深入开展形势教育的意见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并且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为克服目前的困难，把改革和建设推向前进而做出的重大决策。这一重大决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广大团员青年的理解和支持，因此，通过生动的形势教育，使党的正确主张成为广大团员青年的共同认识和积极行动，是共青团组织面临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确保形势教育工作取得实效，团中央提出如下意见：

　　一、这次形势教育不同以往，主题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心内容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整个教育要围绕这一主题，向广大团员和青年讲清十年改革的成就、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党中央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措施。要使团员青年认识到，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既要坚决克服对当前经济生活中困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而存在的过热、过急情绪，又要解决因看不到形势发展的积极方面和有利条件而出现的信心不足问题。要让大家懂得，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不是改革的停顿，而是调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等等，为全面深化改革、稳定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它本身的许多措施也是进行调整、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形势教育过程中，要尽最大的努力，实事求是地把成绩讲够，把困难讲透，把办法讲明，把前景讲清。引导团员青年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和判断形势，正确评价改革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确看待当前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正确理解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正确认识自己在改革中的位置和责任，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二、形势教育一定要针对实际问题，解决实际矛盾，避免不负责任、不触及青年思想热点和难点的做法。目前人们普遍关心的是物价上涨、分配不公和党政机关中某些腐败现象等问题。进行形势教育要着重说明这些问题。要从团员青年的思想实际出发，正确解释物价上涨的原因和国家为控制物价上涨幅度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具体分析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的由来，使大家认识到，有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带来的，要通过改进工作、完善政策、严肃法纪去解决，有些问题属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要逐步创造条件，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要积极宣传党和政府抑制经济过热、治理通货膨胀、整顿流通环节的措施和行动，认真宣传搞活企业机制，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有效供给的经验和成果，有选择地宣传党为消除各种违法、腐败现象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进展，用事实说明党的决策的威力，用事实解除青年中存在的各种思想疑虑，用事实赢得广大青年对党和政府各项改革政策、措施的理解和支持。

　　三、开展形势教育，要因地制宜，适合青年的特点，体现共青团工作的特色。各级团组织要在形势教育的总要求下，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开展各种生动活泼的主题教育活动，如“我与改革共命运，我为改革献青春”、“改革与青年”、“深化改革与团员责任”、“我为改革献一计”、“假如我是厂长、经理”、“三看三比”(看衣着款式、看家庭摆设、看餐桌变化，比改革精神、比全局观念、比劳动贡献)等等，通过正面讲解、平等讨论、民主对话、社会调查、演讲、辩论、答疑、征文等多种途径和形式，把形势教育工作做到青年心里，真正为他们所接受。团的领导干部要主动到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中去，开展谈心和对话活动。团中央将编发形势教育宣传材料，供各地团干部、团员和青年学习使用，各地也可编发一些联系当地改革和建设实际的生动的“乡土教材”，为青年答疑解惑。《形势与任务教育》一书也即将由中国青少年读物发行公司发行，各地可以订购。在形势教育中，要有效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播手段。青年报刊的宣传要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治理、整顿、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于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为原则，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充分发挥引导舆论、教育青年的作用。在对团员青年进行形势教育的过程中，要形成一种全团重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各级团组织特别要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形势教育中的导向作用，在推进团的改革进程中，大胆探索，逐步建立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能充分发挥共青团的优势，符合青少年成长的客观规律，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开放性、灵活性的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新体制。

　　四、生动的形势教育要同动员青年参与社会监督和进行诚实的劳动创造融为一体，交相为用，以生动的形势教育调动青年参与社会监督、反对腐败现象和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促进共青团社会监督和诚实劳动创造这两项任务的落实。要把形势教育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理想道德纪律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依靠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发挥精神力量、道德力量对青年的鼓舞、凝聚作用，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谐，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社会心理环境。各级团组织要代表青年利益，积极沟通党和政府与青年之间的协商对话渠道，及时反映青年的意见和呼声，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作用。要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团结鼓舞青年，增强青年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责任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艰苦奋斗，用诚实的劳动和创造，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无愧于未来的贡献。

　　五、在团员和青年中广泛深入地开展生动的形势教育，是共青团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实际步骤之一，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各级团组织要切实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形势教育工作要有专人负责，要有部署、有重点、有检查、有指导。要积极配合党政部门把对团员青年的形势教育工作抓紧抓实。当前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城市，首先抓好县以上各级团干部的教育，各省、区、市要利用短期培训班等形式，帮助团干部和骨干学好改革理论，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全面情况，进一步增强形势教育的信心，在此基础上，深入下去，做好高等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团员青年的工作，然后再向农村和其他方面展开。各地团组织要认真做好对形势教育的调查研究和服务、指导工作，及时反映青年思想动态、抓好典型，在实效上下功夫。各地要及时将工作情况上报团中央。

　

　


　　内容提要: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判决承认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该立场在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反对意见认为，一般人格权的重要价值基础是人格尊严，而法人无所谓尊严；法人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存在的，并不享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因此法人不能也不需要享有一般人格权。持赞同意见者或者通过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或者通过论证法人也具有独立的价值，来论证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合理性。由于只有涉及人的尊严的自由才构成了一般人格权，法人并不需要一个一般性的人格保护，德国法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有其特定的制定法背景，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法人不应享有一般人格权。


　　在德国，一般人格权是以自然人尊严和人格发展保护者的身份得到承认的，[1]并因为其道德和价值基础而在违反德国民法教义学体系的情况下依然成为德国私法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2]然而当一般人格权被承认之后，其保护的主体范围很快表现出一种扩张的倾向：司法机关将法人等组织体也纳入到了一般人格权的保护之下。与此同时，反对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声音以及与此有关的论战之声也不绝于耳。目前，中国人格权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准备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期间也有论者提出应该承认法人的一般人格权，并以德国法作为借鉴的主要依据。但法人真的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吗？本文将通过分析德国法院如何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为何要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以及期间的论战，提出笔者对法人是否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观点，希望对立法和理论有所裨益。

一、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承认

最晚在1975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表达了保护法人一般人格权的思想。在“侵害声誉的剧本中的艺术自由案（Kunstfreiheit bei rufsch?digigendem Theaterstück）”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上述一点（指艺术自由和其他价值的冲突应该基于基本法的价值体系并顾及到该价值体系的统一来解决——作者按）也适用于艺术自由和宪法所保护的人格领域之间的冲突。作为法人的本案原告也享有宪法所保护的人格领域（基本法第2条第1款），虽然仅限于它作为法律创造物的本质和所被赋予的功能所限定的范围之内。”[3]如果说在该案中，法院仅仅是从宪法规范的角度论证了一般性的保护法人人格的必要性，并没有认为一定要采取一般人格权这种模式，那么1981年6月26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卡雷拉案（Carrera，Rennsport-Gemeinschaft）”判决则划时代明确提出了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命题。该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2条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6条关于姓名权的规定，并不能排除将他人姓名用作广告目的侵害了该人的一般人格权。在本争议案件中原告不是自然人而是一个两合公司（Kommanditgesellschaft）和上述观点并不矛盾。不仅自然人，而且法人、商法上的人合公司、无限公司（OKH）以及两合公司（KG）——只要根据它的本质可以适用一般人格权——也享有一般人格权赖以建立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基本法第19条第3款）。如同联邦最高法院一再判决的那样，在它们本质的框架和法律所赋予它们的功能范围内它们也可以要求人格的保护。”[4]

在此，法院的逻辑非常简单：一般人格权是基于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得到承认的，而《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基本权利对国内法人也有效，只要根据其本质基本权利可以适用”。法院认为，法人根据其本质也应该享有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中规定的“人格发展”的基本权利，所以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法人一般人格权就是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基本权利在民法中的表现。单从法条来看，法院的论证似乎并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法人根据其性质能否享有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规定的基本权利，进而享有一般人格权？联邦德国最高法院对此却没有论证，只是简单的给出了结论：法人可以享有基本法第2条规定的人格发展自由。这一点正是在此前后理论界关于法人可否享有一般人格权争论的焦点。

二、德国学者关于法人一般人格权的论争

尽管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不断的判决而最终明确承认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为理论界所接受。在司法机关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的前后，理论界为此发生了持续的争论。

（一）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及其评价

1.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

在一般人格权得到承认前后，非常多的学者认为，“对法人、无权力能力社团和其他的人的共同体不应适用一般人格权。”[5]其理由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在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之前，不仅理论上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而且德国司法实践也将一般人格权建立在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的基础之上，而基本法第1条是关于人的尊严的规定。但是“法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6]“法人不是人的尊严的承载者”，[7]所以法人无法享有基于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而发展出来的制度。其二，一般人格权是为了适应自然人人格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才发展出来的制度，但是法人是为了实现自然人的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法人无法享有为自然人所设定的广泛意义上的一般人格权，因为它们无法拥有如此广泛的利益范围”。[8]总而言之，一直以来的观点将一般人格权建构在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之上，但“基本法第1条不能适用于法人；基本法第2条尽管可以适用于法人，但是适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9]所以法人无法享有基于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而得到承认的一般人格权。

2.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意见的不足

上述反对意见最大的不足在于，反对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却不反对法人享有特别人格权，但是对此没有做合理性说明。[10]同样的学者提出“人格权的主体不仅是单个人，而且也可以是社团（Verband）”。[11]其甚至主张：“从自然人一般人格权中发展出来的具体人格权可以被适用于法人、无权利能力社团以及其它人的组织的保护，只要这种保护不以自然人的属性为前提。”[12]事实上，一方面认为由于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所以反对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另一方面又认为法人可以享有具体人格权，这种观点本身就存在着需要解释的矛盾。因为根据联邦德国最高法院的观点，“具体人格权是一般人格权的特殊表现形式”。[13]具体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依然是自然人的尊严。但是上述的观点却均没有解释为什么法人可以享有具体人格权，而不解释这一点，从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尊严入手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说服力就大打折扣了。

另外，上述反对意见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了矛盾和模糊不清。如胡布曼教授一方面认为法人不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另一方面又认为，“但这却不意味着，它仅仅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人格权，而是它必须能够引用从一般人格权中所推导出来的权能，只要在法人中存在着类似的值得保护的利益”。[14]根据这个模棱两可的命题，可以认为作者主张法人可以享有一种类似于自然人一般人格权，但是又不同于自然人一般人格权的人格权。那问题就在于，法人享有的这种人格权到底是不是一般人格权？作者的这种不清晰的态度是由其关于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认识造成的。从《人格权》一书的起点来看，作者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基础在于自然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论证法人可以享有人格权时，作者依然没有放弃这个思路，它将法人的人格权也建立在自然人的尊严基础上，提出“因为这种形成物（指团体——作者按）是由人联合而来并被打上了人的追求、人的能力和人的意志的烙印，同时承载着人的追求、人的能力和人的意志，所以它是人的价值的承担者。它也包含着设立者的精神并试图实现这种精神”。[15]按照这种理解，法人似乎也承载着独立的属于自然人的价值，因而可以享有人格权，所以他的观点表现出一定矛盾之处。

（二）赞同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及评价

1.赞同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

法人和一般人格权的矛盾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此前的一般人格权理论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另一方面，法人是一个服务于自然人的法律建构的产物，没有尊严和本身的价值。从论证方法的角度来看，只要驳倒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就可以证成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而事实上，这确实也是主张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学者们努力的两个方向。

（1）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自然人的尊严

在论证法人一般人格权的问题上，第一种方法就是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自然人的尊严。克利珀（Diethelm Klippel）教授采取了这种方法。他认为主张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自然人尊严的学者都认为一般人格权起源于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但事实上“一般人格权的历史并不是开始于联邦最高法院1954年4月25日的读者来信案判决。回顾大的历史背景的话，人们可以发现认为一般人格权和自然人的属性不可分割的观点是无法继续的”。[16]首先，“从法律史的角度来看，自由的私人所有权就是从人格中获得其合法性的……。尽管在自然人的人格和所有权概念之间存在着这种合法性的关联，但是无可争议的是法人至少可以享有所有权”。[17]其言外之意就是：所有权是人格性的权利，法人可以享有所有权，所以法人并非不可以享有人格性的权利。其次，从历史起源的角度来看，“这个权利从一开始并不认为仅仅是自然人的权利。因为在19世纪它被作为权利的范畴发展出来就是为了能够在民法上把握发明权、著作权、姓名权、商号权和商标权并对这些权利进行体系性的归入”。[18]最后，他认为较早使用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基尔克（Gierke）和科勒（Joseph Kohler）使用该概念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反对不正当竞争，[19]“从这个角度来看，团体特别是商事公司也是值得保护的，这就可以理解它们也是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20]根据以上的论述，一般人格权和自然人的尊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具有历史基础。

（2）强调法人等社会、经济组织本身的价值[21]

论证法人等社会组织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另外一个方法是不否认一般人格权本身的价值基础这个基本前提，转而论证法人等社会组织本身具有和自然人类似的尊严或者独立价值。例如上述克利珀教授就认为：“社会组织是自然人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构建的。因为社会法律秩序承认了这个目的，所以它就保证（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独立性。”[22]根据这种组织体的观念，他认为组织体可以“被赋予超越财产能力的、独立的法律上的配备”。[23]这就为组织体享有一般人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也有学者提出：“法人不仅是法律技术上的建构，而且也是法律交往的参与者和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就像对自然人一样，在法人的问题上，在考虑其利益时，也应该从一个广泛的价值保护要求出发。”[24]更有学者明确提出：“法人作为一个集合的统一体，基于它的社会价值也拥有尊严和人格，因此承认它们可以享有基于宪法第1条和第2条第1款而建立的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没有障碍的。”[25]

2.上述两种论证思路的评价

从论证方法的角度来看，上述两条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其理由却都不是特别充分。就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自然人的尊严这个思路而言，它并不符合直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之时的法律事实。尽管历史上存在着各种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观点，但是此前联邦最高法院所承认的一般人格权都是以自然人的尊严为基础的一般人格权，学者们为了论证一般人格权而提出的理由都是自然人的尊严。如果否认了这个基础去谈一般人格权，那么此一般人格权已经不是彼一般人格权了。就法人也存在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的论证理由而言，且不论法人是否真的享有独立的社会价值，即使承认了法人的独立社会价值，我们还需要分析法人的独立社会价值能不能和自然人的尊严等价值等同视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事实上可能大部分的学者并不反对保护法人的声誉等等利益，但问题是，这种保护一定要采取一般人格权这种制度模式吗？

三、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吗——对德国理论和实践观点的反思

（一）法人一般人格权的偶然性——德国实践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制度背景

尽管有上述种种反对意见，但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德国司法实践确实承认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德国司法实践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首先有其特定的制定法背景。这种特有的制定法背景说明法人一般人格权的存在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