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重人轻物”、“重案轻物”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普遍倾向，司法机关往往重视涉及案件事实和当事人的处理而忽视对涉案财物的妥善管理，这不仅影响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针对上述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第234条对涉案财物的管理予以规定完善，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研究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的管理，尤其是加强对于涉案财物的保管、移送和处理等问题的实践探索，实现刑事诉讼活动“人物均衡”、“案结物清”的转变，对于保障司法活动的经济高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执法的公信力，确保刑事诉讼的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司法实践中涉案财物管理模式分析


　　（一）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


　　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1]是目前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涉案财物管理模式。具体做法如下：


　　1.在涉案财物的保管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对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均具有保管责任。三家单位分别设有专用保管场所，制定各自的保管制度，指定专门的保管人员，配置相应的保管经费和保管设施。


　　2.在涉案财物的移送方面。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或者检察机关将案件移送到法院审理时，除不宜移送的物品外，如汽车、摩托车等大件物品、违禁品、枪支弹药等，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一般均应随案移送。法院判决后，对与本案无关的涉案物品或者应发还被告人、被害人等涉案物品则退回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再对法院退回的涉案物品办理相关手续，再退回公安机关或自侦部门，由公安机关和自侦部门对这些涉案物品进行相应的处理。


　　3.在涉案财物的处理方面。法院应当在判决书中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一律没收，上缴国库。对与本案无关的财物，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依法处理。因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可以申请法院裁定通知冻结犯罪嫌疑人存款、汇款等的金融机构，将该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等上缴国库或者返还被害人。


　　对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实行实物移送、分别管理，其优势在于：一是便于案件承办人员进行组织辨认、移交鉴定、庭审质证等司法程序；二是公检法三家单位对于涉案财物管理互有衔接、互有责任，保证了涉案财物管理的中立性，三是通过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于涉案财物是否是赃物、是否应该扣押、冻结可以及时实施审查，有利于对扣押、冻结措施的监督。


　　（二）单据移送、公安管理模式


　　单据移送、公安管理模式是各地司法机关针对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所作的有益探索，即涉案财物实物不随案移送，只随案移送相关法律手续，物品仍由公安机关继续保管。如在上海市某些区，公检法三家单位通过签订相关协议，明确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赃款以银行转账的方式随案移送，而保存在公安机关的涉案赃证物品，除重大案件、具有财产价值和法官经审理认为需要当庭出示的涉案款物外，一般只移送单据，赃物保存在公安机关的赃证管理部门。法院在案件判决生效后，依据判决结论开具《执行通知书》，由公安机关直接执行后将执行回执送达法院。


　　单据移送、公安管理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一是节约成本，便于管理。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据移送避免了保管场所和人员的重复配置，既有利于司法成本的降低，也有助于涉案财物的管理。二是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涉案财物由公安机关集中管理后，应当随案移送的财物就直接以单据形式移送，减少了中间的实物交接环节，提高了办案效率。三是减少周转，降低风险。从证据角度而言，涉案证据，尤其是存有嫌疑人的指纹、血液等重要生理特征的证据，一旦流转操作不当，就会大大降低其证明能力。在单据移送、公安管理模式中，涉案财物仅进行单据移转，减少了证据的实物流转次数，可最大限度减少因人为因素导致证据出现瑕疵，降低了流转环节发生差错、污损、灭失的可能性。


　　二、两种涉案财物管理模式的不足


　　（一）涉案财物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1.主体分散，权责不清。公检法三家单位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分别管理涉案财物，分别承担责任，看似权责明确，但在实践中，涉案财物从扣押到最后的处理，途经多手，历时较长，往往导致三家单位仅仅关注移送与否，而忽视具体的保管。对于涉案物品出现的毁坏、灭失以及后续处理等责任的承担，由于原因多样、情形复杂，难免出现相互推诿、相互扯皮的现象，使得涉案物品的妥善保管和及时处理难于落实。


　　2.多方流转，风险增加。通常情况下，对于涉案证据被认为是静止不变的，但实际上，从证据法角度看，证据在扣押、保管、移送等过程中，因人为因素或者自然因素，都有可能遭到破坏或者改变，这些能够增加、改变、模糊、污染或者毁灭证据的影响被称为“证据动态变化”。[2]在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存在出库清点、装车运输、入库清点、保管存放等多个环节，实物移送涉及多名接触涉案财物的人员，场所变换也导致涉案物品的保管条件和管理环境出现差异，这些都会增加证据被破坏、改变或者灭失的可能性。如在许某、王某故意杀人案中，二人将被害人杀害后分尸，装在行李箱内从上海运至安徽。时隔10个月后，该案案发，查获的行李箱体积庞大、腐味浓重，按照实物移送、分别管理模式，公检法应对此证物进行交接移送，由于运输过程很容易导致毁坏、污损等不良后果，给实践操作带来较大困难。


　　3.三方兼管，成本过大。公检法三家单位各自配置专人、专地、专物、专财。随案移送制度要求公、检、法三家均应各自设立涉案财物的保管机构，不仅程序运作复杂，同时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财力。以检察机关内部涉案财物管理为例，按规定，公安机关在移送案件审查起诉的同时，应将相关的涉案财物移送检察机关行装部门，行装部门办理相关交接手续后，再将涉案物品移送清单交案管部门登记备案，案管部门再将相关材料移送至起诉部门。案管部门要建立涉案物品管理台账，每月与行装部门核对相关数据，每半年会同相关部门对本院涉案物品工作进行检查分析。起诉部门案件审结移送法院时，必须填具相关单据，再次将涉案物品移送至法院。待到起诉部门报结案件时，案管部门还要检查是否有涉案物品待处理，及时提醒案件承办人处理，并向业务部门负责人和档案部门通报涉案物品处理情况，整个涉案财物管理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司法成本。


　　4.实物移送，效率较低。据调研统计，一般案件从公安立案到最后法院判决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而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三家单位之间流转、处理效率更低，具体表现在：一是有的案件已办结较长时间，涉案物品却一直没有处理。据调研，上海市某区检察院审结案件中，仅2011年就有21起案件的涉案物品未及时得到处理，相关部门涉案财物管理难度较大。又如在钟某某抢夺案中，该案在2006年由检察机关审结并移送法院，检察机关同时填具清单，将该案涉案财物摩托车一辆移送法院，法院在清单上注明暂存于检察机关。该案于当年判决，判决书也明确将摩托车予以没收。但时隔6年，该摩托车依然存放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多次与法院沟通，均未得到处理。二是有的案件已经移送，但是物品移送过程较慢，影响案件的进度。实践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案件，基于承办人疏忽等原因，案件移送后，出现涉案物品未能及时移交的情况。如在陈某抢劫案中，案件已经判决生效，但涉案赃物仍遗留在办案部门，给法院判决后对涉案物品的处理带来障碍，这也反映了承办人“重案轻物”、“重人轻物”的办案意识。三是有的案件久拖不决，涉案物品就长期扣押。如部分案件因本身难度大或证据尚不充分，案件的处理耗时较长，甚至历时数年，从而也导致涉案物品无法及时处理。

　　摘要: 裁量基准作为行政自制的利器，旨在实现行政法规范的具体化，防止行政裁量权的滥用。作为解释性行政规则的裁量基准，其性质并不是法，但对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具有拘束力，可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为了保障个案正义之实现，行政执法者仍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依法超越裁量基准之限界。
关键词: 裁量基准 执法解释 行政规则 行政自制



裁量权作为行政权的核心，其运作规则及其监督，从来都是行政法学研究的中心任务。①各级行政机关相继推出各种裁量基准，以谋求行政裁量的正当化和理性化。裁量基准制度的兴起，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符号，并被视为公共行政领域的科学化、公正化的重要制度创新。裁量基准之制定，对于确保依法行政原则之推展，限制行政的恣意擅断，保证平等与公正，进而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于行政之信赖，乃至现代法治政府的建立与完善，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各地政府纷纷制定行政裁量基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五花八门的裁量基准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作为法律学人，我们不禁要问：裁量基准的性质若何？究竟属于指导性行政规则？还是解释性行政规则？如果是解释性规则，则具有拘束力，但过于狭窄的裁量范围有如戴着脚镣跳舞，又怎能实现个案正义？若为指导性规则，因为没有强制约束力，是否有制定的必要？因此，有必要对其法律性质作具体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以裨益于法治行政的实施与推展。

　　一、裁量基准：“法”，还是行政规则

所谓裁量基准，是指上级行政机关基于组织法上的监督权限，对于所属下级行政机关指明法律的解释或裁量判断的具体权限等指针，以期行政处理、操作事务的统一所发布的行政内部规则。裁量基准最常被使用在行政处罚之中，当然也存在于行政许可与行政给付中，多半以裁量基准的名称与形式出现。裁量基准以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限为前提，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之际可以视为“个案的立法者”。例如，对于公民的申请某项许可之案件，倘若事先公布具体明确的审查基准(裁量基准)，对于公民而言，不仅使其得以进行事前判断行政机关核准许可的可能性高低，在许可的可能性较低时，不至于造成申请人准备之徒劳，也能够节省行政机关处理此类申请所耗费的劳力时间与费用。

台湾行政法学界认为，行政实务上常见的裁罚参考表或处罚标准表，乃至于各种行使裁量权限的行政基准而言，既可能是具有法律授权的法规命令，也可能为行政规则。往往可从形式标准判断——如授权依据是否发布；或从实质标准判断——包括相对人、内容及法律效力。行政机关依法律授权订定的命令为法规命令，原则上具备外部法规范的拘束力。②当裁量基准具备法律授权的依据，法律授权目的、范围与内容亦属明确时，不论其规范内容涉及公民权利或仅限于纯粹行政内部事项，即可以认定为法规命令。③当裁量基准于形式上欠缺法律授权时，应进一步检视其规范内容是否直接涉及公民权利义务事项。如果裁量基准的内容并非规范行政内部事务，而是规范行使裁量权或给付的方式与标准，即难谓其对于公民权益不生影响。基于法律保留原则的考量，仍应以法规命令视之。

形式上不具备法律的授权，内容是行政机关为了补充裁量权所制定的裁量基准，即属行政规则。于此，裁量基准仍应以授权法律作为依附对象，当其依附的法律构成要件已经明确，在未逾越法律意旨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始得运用裁量基准针对法律应如何执行作具体的补充。④因此，并同形式与实质两项标准认定其法律属性，当裁量基准的法律授权依据、授权目的、范围与内容明确时，或其内容是规范行使裁罚权或给付的方式与标准时，应认定为法规命令。否则即是行政规则。

从大陆的情形来看，裁量基准在形式上多为规范性的行政文件。裁量基准一般只是对法律规范内容的阐述和确定，对立法意图的说明与强调，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理解的统一和行动的协调，并没有独立设定、变更或消灭相对人的新的权利义务，并不具有独立的新的法律效果，从行为性质上不能定性为行政立法，自然也不能构成《立法法》意义上的“法”。就我国的法治建设与语境情况来看，仅从制定主体与制定程序来看，裁量基准仍然不是《立法法》所认可的法律、法规与规章，而只能是一种行政规则。至于是否涉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这是上位法授权执法的结果，而不是行政规则创制的原因。但是，诚如王锡锌教授所言，不论裁量基准以什么形式出现，从其实践效力来看，基准一旦制定颁布，便成为执法人员的重要依据，具有规范效力和适用效力。这种内部适用效力，又将进一步延伸至行政相对人，因而具有了外部效力。⑤故裁量基准不是法，但作为规范性文件权力来源于法的规定，仍然具有“软法”的性质。

二、裁量基准：解释性规则，抑或指导性规则

法律授权的意旨、内容与范围往往必须透过行政机关进一步的解释，才能在具体个案中转化为行政行动的方针与准据。唯法规之解释常极为复杂费事，此在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时尤其为然，基层行政人员未必能胜任。因此由上级机关制定解释法律、法规与规章之行政规则，阐明法规之疑义，使行政工作合理化，并统一法律之适用，以确保行政裁量的公正实施，防止违反平等对待与侵害相对人的正当期待。故解释性行政规则与裁量基准并不是处于截然两分的状态，恰恰相反，两者常常互相包容。

(一)实证材料之检索

裁量基准究竟有哪些类型？鉴于权利义务只能由法律明确授权才能予以限制，创制性行政规则自然可以排除。那么，除了解释性行政规则外，我国是否还有指导性行政规则？究竟属于解释性行政规则，还是指导性行政规则？由于裁量基准的法律属性不仅事关裁量基准的执行效果，而且对于依法行政之推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拟透过实证分析，厘清上述疑惑。

1.《丹东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⑥对案件办理程序规定非常具体：(1)监察支队对立案案件进行现场调查、取证，并写出案件调查报告，报法规监察处；(2)法规监察处依据调查报告和相关证据材料拟定处罚意见，报主管局长；(3)主管局长组织案件审理会，对5万元以下的处罚进行确定，对超出5万的处罚报主要领导或召开局务会研究决定。

2.自2008年11月1日起施行的《青岛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标准(试行)》⑦第十二条规定，市局法制机构应当定期通过行政执法案卷评查、重大行政执法行为备案等形式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不当的，应当责令及时纠正。

3.2006年12月18日公布的《义乌市卫生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⑧，规定了各卫生违法行为的处罚根据及范围。

4.《杭州市林业水利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14条规定，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情况，纳入局依法行政年度考核。构成违法的，除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外，由纪检监察机构追究执法过错责任。⑨

5.《福建省消防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参考标准》(闽公消［2008］78号)，结合福建省公安消防工作实际，就《消防法》中处罚标准进行细化，供广大公安民警在工作中“参考”。但是该标准第十六条规定：依据本标准实施的罚款额度均不得超出《福建省消防条例》规定的罚款幅度的最低和最高限额，依法具有减轻或加重处罚情节的除外。该标准自下发之日起执行。⑩

6.《漳州市国家税务局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裁量指引(试行)》(漳国税发［2008］33号)也规定：情节特别轻微、特别严重或其他特殊情况，不按本指引相应档次处罚，须报经本级国税局局长、局长办公会议或者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研究批准，并做好相关记录，详述理由。所有处罚必须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幅度内。(11)

(二)裁量基准特点之归纳

透过上述实证材料，我们发现：从主体上看，制定裁量基准的主体多元化。几乎有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可以制定裁量基准；从范围来看，涉及的范围较为狭窄，主要是各种行政处罚领域，由于行政处罚涉及当事人的权利与自由，影响甚巨，从行政处罚切入，容易匡正行政执法的正面形象；从制定程序来看，一般按照规范性文件的方式运作，较为迅捷及时。

透过分析各种作为文件形式下发的裁量基准的内容，我们发现以下特点：

首先，行为规范性。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为了对社会生活进行管理，将法律、法规、规章所确定的原则、制度和规范等与社会生活的具体实际和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根据过罚相当原则，细化为若干裁量阶次，确保裁罚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解决某些社会实际问题而制定的一种规范性的文件。从实质上讲，裁量基准是对法律、法规、规章所设定的行为规则的进一步延伸、补充和细化，因而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当然地具有规范的一般性制度的作用。

其次，普遍约束力。裁量基准虽然作为内部基准，不能直接对外产生法律效力，但实际上是针对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制定的。它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设定的行为规则，对其制定主体管辖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普遍地发生作用和具有约束力，所有行政相对人都无例外地要遵循，否则就将承担法律责任。由于裁量基准的内容具有概括性、一般性的特点，因而它设定的行为规则不是实施一次即告终止，而是可以对同类事物反复适用，在同样条件下重复地发生效力。

第三，强制性。裁量基准虽然不具有《立法法》所确认的法律形式，即不属于形式意义上的法规范，但是，行政机关制定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定职责与方式，是为了执行与解释法律、法规或规章而制定的，是具体执法活动的依据。裁量基准往往由上级主管部门统一发文，“遵照执行”的字样普遍存在，并建立了评议考核制度与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上述规定和要求的执法人员，将严格按照规定追究其责任。这些规定经公布后实际上具有外部指向性，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并借助于行政权力固有的强制性而获得了强制执行的效力。借助于法规范之强制手段，裁量基准对上位规则的强制性予以具体化。因此，裁量基准的强制力与法规范确定的强制力衔接起来，对具体的执法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而言，裁量基准就取得了与法规范一样的强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