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3月28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8年3月28日公布 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明晰乡镇企业产权关系，完善经营机制，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是劳动者劳动联合和劳动者资本联合的一种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乡镇企业（以下简称股份合作制企业）。
第四条 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应当坚持积极推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
第五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
（二）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三）按股分红、按劳分配；
（四）依法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
第六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七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乡镇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国家对乡镇企业的扶持政策。
第八条 市、区、县（市）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支持乡镇企业积极推行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管理部门负责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规划、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和服务。

第二章 企业设立
第九条 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个人投资组建，也可由上述组织、个人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法人和个人联合投资组建。
原有乡镇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由资产所有者讨论决定。
第十条 申请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须由发起设立人提出书面申请，附送发起人签订的协议、组建方案、资产评估报告或清产核资报告及资信证明、企业章程等文件材料，经乡、镇企业办公室签注意见，报区、县（市）乡镇企业管理部门批准，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第十一条 发起人签订的协议应明确发起人共同出资总额和各自出资比例及相应权利、义务。
需要向社会法人或个人募集股份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低于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三十。
股份合作制企业不能成立时，发起人应对设立企业的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连带责任。
第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应载明以下主要事项：
（一）企业名称、住所；
（二）经营范围及方式；
（三）企业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各类股份总数及转让办法；
（四）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五）股东大会的职权及议事规则；
（六）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其职权；
（七）董事会、监事会或监事的职权及议事规则；
（八）企业利润分配办法；
（九）章程修改程序；
（十）企业终止与清算办法。

第三章 股份与股东
第十三条 股东可以货币、厂房、设备、土地使用权、技术等有形和无形资产入股。用货币以外的资产作价入股的，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或确认。
第十四条 股权按公平、合理、简单易行的原则设置。根据资产投入情况，一般可设乡村集体股、职工股和社会股。
（一）乡村集体股为乡村范围内农民集体共同拥有所有权的股份。其来源包括集体经济组织直接投资；土地使用权拆资；国家或地方财政无偿扶持的资金形成的资产；国家对企业的减免税，社会无偿扶持的资产；企业历年积累增值的一部分。乡村集体股由乡、镇、村、社集体经济组织
代表。
（二）职工股为企业职工依法拥有所有权的股份。
（三）社会股为本企业外的法人和个人依法拥有所有权的股份，包括外商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台湾投资者依法拥有所有权的股份。
第十五条 原有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企业历年积累增值增产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划给职工，其余部分划归原有投资者。
职工个人股的划分，可按工龄长短、岗位责任、贡献大小等情况，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落实到职工个人。厂长（经理）及技术、管理等骨干人员应适当增加持股份额。
第十六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采取股权证书形式，作为股权凭证和分红的依据。
股权证书应载明股东姓名、单位、股权种类、股金数额等情况，经董事长签名，企业盖章生效。
股权证书由市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七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份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规定转让、继承、抵押和赠与。但乡村集体股不得赠与。
第十八条 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二）按股份取得股利，企业终止后依法取得剩余财产；
（三）企业章程规定的其它权利。
第十九条 股东负有下列义务：
（一）遵守企业章程；
（二）依其所认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在约定的期限内缴纳股金；
（三）股东在企业章程规定的时间内不得退股；
（四）以所持股份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五）企业章程规定的其它义务。

第四章 资产评估
第二十条 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当进行资产评估，以确保企业资产的真实性；不募集社会股的，可以不搞资产评估，但必须进行清产核资，提供资信证明，并报经区、县（市）乡镇企业管理部门审验确认。
第二十一条 资产评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帐实相符、作价合理的原则。
第二十二条 资产评估范围包括企业的全部资产。
第二十三条 资产评估按企业申请、资产清查、作价评估、审验确认的程序进行。
第二十四条 资产评估由资产所有者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机构进行。
资产评估应对资产、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查、登记造册，并提出资产评估报告书，报区、县（市）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确认。
第二十五条 原有乡镇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其评估后的固定资产价值增值部分可按规定标准计得折旧。

第五章 收益分配
第二十六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应按乡镇企业财务制度规定提取列支各项费用。
股份合作制企业应按规定提取社会性支出和上交主管部门管理费。
第二十七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税后利润必须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按规定弥补历年亏损；
（二）提取百分之十以上的公积金（公积金已达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可不再提取）和百分之五以上的公益金；
（三）支付股利。

第六章 组织机构
第二十八条 股东大会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企业的管理模式、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或罢免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决定其报酬和支付方式；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
（四）审议批准企业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五）决定企业股本增减方案；
（六）修改企业章程；
（七）对企业分立、合并、变更企业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
（八）企业章程规定的其它职权。
第二十九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会应于召开会议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
股东大会的首次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
股东大会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两种，定期会议应按照企业章程规定按时召开。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可提议召开临时会议。
股东大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第三十条 股东大会由股东按照一股一票的方式行使表决权。
股东大会对企业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企业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股东大会对修改企业章程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第三十一条 董事会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常设权力机构，向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企业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企业的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企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七）拟订企业合并、分立、变更企业形式、解散的方案；
（八）决定企业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聘任或者解聘企业厂长（经理），根据厂长（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企业副厂长（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
（十）制定企业的基本管理制度。
第三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董事会成员人数为三至七人，规模较大的企业可设至十五人。董事长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
规模较小和股东人数较少的企业可不设董事会，只设一名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履行董事会的职权。
第三十三条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会议实行一人一票表决方式。
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第三十四条 厂长（经理）是企业的经营者，经董事会授权也可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厂长（经理）由董事会聘任，向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
（二）组织实施企业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企业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企业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企业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聘任或者解聘企业副厂长（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企业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厂长（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三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监事会，其成员为三至七人。监事会应在其组成人员中推选一名召集人。
规模较小。股东人数较少的企业可设一名监事。
监事会或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厂长（经理）及企业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企业财务；
（二）对董事、厂长（经理）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企业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当董事和厂长（经理）的行为损害企业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厂长（经理）予以纠正；
（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五）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董事、监事、厂长（经理）：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三）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四）个人负债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
第三十七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

第七章 合并、分立与终止清算
第三十八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合并、分立应由股东大会作出决定，报区、县（市）乡镇企业管理部门备案，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第三十九条 合并指股份合作制企业与一个或多个企业合并成立一个新企业。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定协议合并后的企业应承担原有企业的债权、债务。
第四十条 分立指股份合作制企业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企业分立时应事先对企业债务的承担做出决定，并由分立后应承担债务的企业与债权人签订清偿债务的协议。经双方或多方协商达不成协议的企业不得分立。
第四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予以终止并进行清算：
（一）企业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章程规定的终止事由出现；
（二）股东大会决定解散；
（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被依法撤销；
（四）企业破产。
第四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清算由股东大会成立清算组或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在清理企业财产，处理企业未了业务，收取企业债权，解散企业从业人员后，按下列顺序清算：
（一）支付清算费用；
（二）支付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
（三）缴纳所欠税款；
（四）偿还企业债务；
（五）按股东的股份比例分配剩余资产。
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第四十三条 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提出详细的清算报告，报原审批部门批准，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登记。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其全部资产对企业的债务独立承担有限责任，企业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企业承担责任。
第四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企业章程，致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企业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免除责任。
第四十六条 董事、执行董事、厂长（经理）、监事违反法律、法规或者企业章程规定。给企业、股东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侵犯股份合作制企业合法权益的，由所在单位、上级机关或有权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涉及的行政处罚和复议、诉讼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重庆市乡镇企业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1998年3月28日
知识产权案件应如何明确举证责任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肖文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问题意义重大。举证责任横跨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两大法域，在探寻决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时，既要考虑到民事实体法的价值准则和立法目的，又必须紧紧围绕民事诉讼制度的自身规律与内在要求，既要因应实体法发展之潮流，又要保障程序法公正之内涵，同时实现诉讼中经济之追求。本文选择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以民事诉讼一般举证责任规则为指导，探寻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和规律，为全面总结知识产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奠定基础。
所谓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确定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的范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尚不能解决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我国《专利法》第60条第（二）款规定：在发生专利纠纷的时候，如果发明专利是一项新产品的制造方法，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的证明。这是专利诉讼中关于举证责任分担的特殊规定。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由于权利客体的无形性、权利人无法接近侵权人所掌握的证据等原因，使得权利人在某些情况下往往难以直接证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
??出于这一原因，我国《专利法》作了上述规定，有学者称之为“举证责任倒置”。实际上，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如，商业秘密诉讼中，被控侵权人对使用与权利人同样的信息（或制造同样产品的技术）来源的举证；商标诉讼中，被控侵权的销售商对侵权产品的制造商以及进货渠道的举证；著作权诉讼中，侵权人对其获利数额的举证等等。因此，举证责任问题是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和含义
??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和无法证明时，要承担的责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分担的，当事人对其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加以证明，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举证责任分担的基本原则，即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我国对于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原则。对于一些特殊侵权案件，则采取所谓“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问题，是民事诉讼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关于举证责任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举证责任的含义。
按照举证责任的上述概念，如果当事人举证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将承担败诉的结果。那么，法律如何规定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担，就有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因此，合理地确定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是实现公正审判的前提和基础。
??二、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
??当代英美法通说认为举证责任分担并不存在一般性标准，而是在综合若干要素的基础上由法官对具体案件具体对待。举证责任分担时应考虑的要素有：1、政策；2、公平；3、证据距离；4、方便；5、盖然性；6、经验法则；7、请求变更现状的当事人理应等等.
??而在德国法上，关于举证责任分担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论学说，其中长期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是由罗森伯格（Roseberg）创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该说将民事实体法律规范分为权利根据规范，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制约规范四种。法官在审判中如遇事实不明，且双方均不能证明时。罗氏认为：凡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应就权利发生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否定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就权利的妨害、消灭或制约的法律。具体到一件诉讼中，即一方当事人如果声称只要适用某民事实体法律条款，就可胜诉，在这种情况下，该当事人就该法律条款提出的主张，应当就需要适用该法律条制约的法律要件存在事实负举证责任。法官可迳行对该待证事实所依据民事实体法中的法律规范进行归类，从而确定应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再根据举证责任履行的效果，作出相应的裁判，将败诉的结果判给经举证责任分配后产生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具体到一件诉讼中，即一方当事人如果声称只要适用某民事实体法律条款，就可胜诉，在这种情况下，该当事人就该法律条款提出的主张，应当就需要适用该法律条款的那些实际已存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依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举证责任，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并不能完全体现公平。譬如某发明专利是一项产品的制造方法，专利权人指控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个人侵犯其专利权，被控侵权人是否在产品制造过程中使用了专利方法，只有亲临被控侵权人的生产现场才能了解。而对于专利权人来讲，既无法通过解剖被控侵权人的产品又无法接近被控侵权人的生产现场来取证。因此，如按法律要件分类说要求被侵权人（即专利权人）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人侵犯了其方法专利权非常困难，而以此作为举证不能将败诉结果判给被侵权人（专利权人）又显失公平。
??后来，德国学者保勒斯（Prolss）提出的“危险领域说”弥补了这一缺陷。该说认为当事人应对其所能控制的“危险领域”内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即在加害人所能控制的“危险领域”内，受害人对于损害发生的客观与主观要件均不负举证责任，而由加害人就该客观和主观要件不存在的事实举证。该说继而认为：实际上实体法已根据公平正义原则，为预防损害的发生，明文规定了危险领域内事项的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
??三、举证责任倒置
??“危险领域说”是在德国传统的证据法理论（即举证责任分担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基础上，面对现代型诉讼不能体现诉讼的公平而出现的新理论。它所提出的举证责任“倒置”是相对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正置”而言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与“正置”一样，“倒置”也需要在实体法上有明文规定。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但最高人民法院却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中列举了5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其中第一种情况就是“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施行该《适用意见》时虽然《专利法》已经颁布，但《反不正当竞争法》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其他类似情况是不可能规定到该《适用意见》中去的。例如，与方法专利侵权诉讼完全类似的情况有：如果某一新产品的制造方法是一项商业秘密，被控侵权人的产品和制造方法又与原告的相同，此时要求权利人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人不正当地使用了自己的商业秘密显然极为困难。那么，被控侵权人是否有责任举证证明其产品的制造方法的合法来源，法律（包括司法解释）此时却没有明文规定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相反，上述司法解释却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这种情况下，对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能否适用，始终有不同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须严格掌握，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不能由法官任意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目前（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由法律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只有《专利法》第60条，其他情况都应由原告举证。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纠纷有特殊性，片面强调适用一般举证责任原则（即原告举证）会使侵权人凭此取得推卸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只有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被告举证），才能体现公平原则。此时，是拘泥于法条的规定却不能实现诉讼公平，还是根据事物的一般规律，参照方法专利侵权中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来确定商业秘密案件中被告的举证责任，的确是法官需要灵活掌握和以内心确信的。
??比较美国和德国关于举证责任分担的规定可以看出，德国是以概念法学的形式建立了严格的理论体系，并将例外的情况也逐步纳入该体系中，形成了以实体法律要件为指引的一般和特殊的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而美国法中由于诉讼观念与大陆法系三段论式的裁判截然不同，它以发现法的方式解决纠纷，以恢复法的正义和秩序。因此，对举证责任的分担实际上是在综合各种诉讼利益的基础上，以实证的方式分配举证责任，具有更灵活的特点。我国接近大陆法系，但在举证责任的分担理论上却未完全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也未完全在立法（民事实体法）中明确法律要件分类说中对举证责任的“正置”规定，所以很难说清“倒置”。
??这种情况下，片面强调举证责任倒置要严格按法律规定，既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也没有考虑到包括知识产权诉讼在内的一些新类型诉讼的新特点。
四、举证责任转移
??知识产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在分担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当事人对其主张事实的证明程度不断转移的。通常，一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之后，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否认这一主张就负有反驳这一主张的举证责任，如果其反驳的证据足够、充分，就可以不再举证，而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予以反驳。这就是举证责任的转移。
??举证责任转移表明了举证责任分担后当事人进行举证活动的效果。它通过保证诉讼中证明活动的进行来达到证明要求的目的。因此，无论举证责任正置还是举证责任倒置，都需要在证明过程中不断转移举证责任。但是，举证责任的转移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当事人对其主张提出的证据在数量上足够、质量上充分，可以满足证明待证事实的要求。2、法院认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待证事实了。
??上述两个条件中，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是充分条件。只有在法院作出认定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才发??生转移，而法院作出这种认定的前提是当事人的举证足够、充分，达到了证明待证事实的部分或全部要求。
??由于知识产权诉讼特殊性，使同一案件中常常出现既有举证责任倒置又有举证责任转移的情况，在实践中有效地区分两者，具有重要意义。
??举证责任“正置”和“倒置”，是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诉讼中，原、被告对举证责任的分担一旦确定后，其所承担最终的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或英美法上的说服责任）便不再转移；但在诉讼的进行中，原、被告却在不断地提出事实、主张权利，对这些主张进行证明或反驳而承担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或英美法上的提出证据的责任）也不断地从原告转移到被告，再从被告转移到原告。值得注意的是，举证责任转移的只是行为上的举证责任，而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在举证责任分担以后就已经被“正置”给原告或“倒置”给被告了，它在诉讼一开始就被固定下来，不再转移。
??例如：在方法专利侵权诉讼中，按照专利法第60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应当承担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的举证责任。在诉讼中，原告首先要证实被告制造的是同样的新产品，依该条款，就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如果被告提供了自己的制造方法，证明与专利方法并不相同，那么被告所承担的（行为上的）举证责任就完成了。此时，就发生了举证责任转移。随后，原告会继续就“被告提供的制造方法与原告的专利方法相同”这一主张继续举证。而被告也应对“自己提供的制造方法与原告的专利方法不相同”这一主张继续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之所以要承担对这一争点的证明责任，是由开始即分配给他的举证责任所确定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被告对这一争点所承担的最终的（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始终未变。换句话说，当原告充分证明了被告的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相同，而被告却没有充分的证据来反驳原告的这一主张的话，被告就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在于，如果原告对被告的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相同的主张的举证并不充分，而被告反驳这一主张的证据也不充分，此时，仍应由被告承担败诉的风险。因为，在一开始倒置了举证责任后，被告就最终地（从结果上）承担了证明其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不同的责任。不管是原告证实了两者相同，还是原告将两者不同的主张推向了事实不清的境地，只要被告未能充分证明自己的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不同，最终的败诉责任都要由被告承担。
??但是，在具体审判中，当事人的举证达到了什么标准才算足够、充分，法律不可能作出明确规定。因为诉讼实践中，具体案件各不相同，各种证据对同一待证事实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举证责任何时转移，难以规定整齐划一的标准，只能取决于法官的“心证”。
??五、推定法则
??法官对证明标准的“心证”所遵循的规则实际上是对待证事实进行的推定（Presumption）。

??推定是指根据某一事实的存在而作出与之相关的另一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假定。推定是由推论演化而来，是人类根据事物之间的客观规律进行逻辑思维和经验积累的产物，其结论是盖然的。但推定作为诉讼的一种技术性手段，在人类长期的诉讼实践中，之所以被广泛采用，是由于它能解开诉讼中的一个“死结”——即当诉讼双方主张相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又根本无法查出证据加以证明时，运用推定法则，可以避免使诉讼陷入僵局。尤其是在现代型诉讼中，一方面，复杂的民事侵权案件往往使主张者举证困难；另一方面，受害人与侵权人的地位不平等，由此产生传统的以过错为归责原则的侵权责任法在适用上的困境。此时，推定法则的引入，合理地解决了这些特殊侵权问题，保障了诉讼的公平。此外，推定法则对于简化诉讼程序，加速案件审理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推定分为事实上的推定和法律上的推定。如日本学者认为，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律规定“如果是甲，就推定乙”的情况；事实上的推定则是指，在具体诉讼中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原则依一定的证据推定系争事实的情况。事实上的推定，具有免除或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果。
??我国《专利法》第60条（二）款对于方法专利侵权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就是运用推定法则而产生的。实际上，许多国家专利法对此部分的表述都直接采用法律推定的形式，如德国专利法和日本专利法规定，如果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在专利申请日（要求优先权日，或优先权日）前是新的，那么（推定—笔者注）第三人所制造的同样产品是用专利方法获得的。由于推定具有盖然的性质，是根据人类的经验法则和逻辑思维而形成的。因此，无论是法律上的推定还是事实上的推定，都是可以反驳的，可以被推翻的。只是法律上的推定由于具有较高的盖然性被立法所确定，事实上的推定由于在具体案件中难以把握其盖然性高低而被赋予了法官的裁量。
??知识产权诉讼本身的特点，使得具体的诉讼当中常常会有一些权利人难以举证的情况。因此，在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或者作为普遍情形盖然性不大但在个案中的盖然性极大时，应当允许法官采用事实推定，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减轻或者免除知识产权人的举证责任。这样做，既符合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一般规律，也符合诉讼公平的原则。
??侵犯知识产权有不同于侵犯有形物权或人身权的特殊性，因此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应当考虑原告（权利人）举证上的困难。但具体诉讼中的实际情况又不可能随时修改法律来弥补，因此，笔者认为，在未来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明确举证责任的正置规则（一般原则），同时规定除正置规则（一般原则）外的其余情况均可以倒置。这样，便可以使法官在具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以保证诉讼的公平。
??在目前现行法律对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担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在修改《民事诉讼法》之前，依推定法则，对知识产权诉讼中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可用另一种方式来分配举证责任。依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定，当事人（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那么，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即可以综合各种诉讼利益，以实体正义和程序公平为原则，以经验、学识和论理逻辑来衡量案件事实的盖然性高低，依职权向被告进行证据调查，从而变相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被告。此时被告必须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只是这种依职权分配举证责任的方式，较之于法定举证责任的分担方式，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当事实不清、无法证明时，决定当事人命运的审判规则没有法律的明确限制，这既容易滋生司法专断又有悖于程序正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确应严格掌握。 以上论述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该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适用的，但由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对一部分知识产权的侵权诉讼如果仍然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举证责任，将不能完全实现公正。如某发明专利是一项新产品的制造方法，专利权人指控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个人侵犯其专利权，被控侵权人是否在产品制造过程中使用了专利方法，只有亲临被控侵权人的生产现场才能了解。而对于专利权人来讲，既无法通过解剖被控侵权人的产品又无法接近被控侵权人的生产现场来取证。因此，如按法律要件分类说要求专利权人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人侵犯了其方法专利权非常困难，而以此作为举证不能将败诉结果判给专利权人又显失公平。有鉴于此，法律根据当事人对证据的接近程度和取得证据的难易程度对该类案件特别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个人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举证责任倒置将事实真伪不明的败诉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重新分配，对那些举证特别困难的案件来说实际上是改变了胜诉和败诉的结果，这等于是通过举证责任的重新划分来间接地改变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正是由于举证责任倒置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一般应由立法机关对此做出特别规定。在立法机关尚未来得及做出规定而司法实践又迫切需要时，可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做出规定，但不应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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