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理使用制度的三步检验法

徐华毅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 合理使用制度的“三步检验法”是著作权国际公约的判断某一著作权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一般原则。对这一原则的研究有利于对合理制度的内涵作出更加全面的理解，对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三步检验法 合理使用 著作权

合理使用制度的“三步检验法”是著作权国际公约规定的判断某一著作权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一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判断对著作权的使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三步检验法”作为国际公约一般原则，虽然版权国际公约中的版权限制原则的规定是要求各成员国的立法对合理使用的规定应当符合这一原则,但并没有硬性规定各国著作权法应当将这一原则作为一般原则明确加以规定.[1]但是这一原则的内涵、作为判断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其精神被越来越多国家立法所吸收，因此为完善我国合理使用制度我们有研究三步检测法的必要，以便将来著作权法的修改提供借鉴。
一、 合理使用制度的内涵
在对合理使用评价标准的“三步检验法”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内涵做清晰的分析。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无偿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2]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需找出社会发展需要和著作权人的平衡点是这一制度的目的。我国的《著作权法》第 22 条规定了作品合理使用的12种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它权利。这种情况分别是：1、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2、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3、为报导时事新闻，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节目新闻纪录像片中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4、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其它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已经发表的社论、评论员文章；5、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6、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7、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8、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9、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10、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11、将已经发表的汉族文字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出版发行；12、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从我国对合理使用的规定来看，判断一个著作权使用行为是否为合理使用须符合以下条件：首先，是不是商业使用，由于对作品的合理使用是无偿的，如果使用者使用作品是以营利为目的，对著作权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合理使用一般是非商业使用；其次，对作品使用方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作品的使用会产生不利于著作权人的后果，因此，在使用作品时应当使用法律规定的方式，例如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等等；再次，使用的作品是否已发表，发表权是作者的一项精神权利，作者不愿意发表我们应当尊重作者的意愿，当然不适用合理使用制度。
认识合理使用制度内涵，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合理使用是一种权利,或是著作权的一种限制,或者仅仅是侵权的豁免? 也就是说合理使用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有关合理使用的性质,理论上概有三种学说:即权利限制说、侵权阻却说与使用者权利说。[3]目前我国很多学者对合理使用仅仅当作权利限制或者侵权豁免，但按照卢海君博士的观点，他认为合理使用是一种民事权利。笔者认同他的观点，主要从现实立法、合理使用功能两方面加以考证。（一）我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规定表明合理使用是一种民事权利，我们知道,民事立法是权利配置的法律,在民事立法中,法律未禁止的行为推定为合法的行为。即私法领域适用法无明文禁止皆自由的原则，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明文禁止合理使用的规定，因此，公民享有合理使用的权利。再者，长期以来《著作权法》都被认为是民法的一部分，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是属于私法领域，在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前提下，合理使用当然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二）合理使用承载的价值和应当履行的社会功能客观上要求其为一项民事权利。任何作品的创作都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都从社会公共资源中汲取大量营养,而且社会文化也应当不断发展,应当为社会进步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基于此,应当规定合理使用为一种权利。因为,如果仅仅规定合理使用是一种侵权的豁免,实际上合理使用人只能居于被动地位,不能主动主张合理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合理使用权的规定实际上将社会公众从现行版权法中的被动地位转化为主动地位,可以依据法定权利来主张合理使用利益的保护。其能够向真正的利益平衡迈出一大步。从合理使用制度设立的的初衷来看，即平衡社会发展需要和著作权的的权利保护，合理使用应当是一项民事权利，而不仅仅是权利限制或侵权豁免。（三）完整意义上的合理使用权还应当确立合理使用权应包含的内容和权能。为保障合理使用制度功能的实现,合理使用权的核心内容应当是合理使用请求权。主体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合理使用人,该人应当承担证明自己的使用为符合条件的合理使用;而且应当向著作权人保证其使用不会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如果使用人的使用范围超过法定范围,就应当向著作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责任的范围一般应当以正常条件下著作权人的合理授权费用为标准。以此保证享有合理使用权人作为民事权利人应当享有的权利。1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三步检测法的发展过程以及其内涵
“三步检验法”是版权公约中规定的判断合理使用构成的一般原则。这一原则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伯尔尼公约》第9 条(2) 规定,伯尔尼联盟成员国的立法可以准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公约保护的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的形成是各个成员国意见不断协调和统一的结果。1967 年的斯德哥尔摩修订会议旨在通过赋予作者新权利或扩大现有权利的权能来加强对作者的保护,重点在正式确立一般意义上的复制权。该项立法是否成功取决于修订会议是否找到一个成功的著作权限制模式。经过不断协调,三步测试法被引进《伯尔尼公约》第9 条(2) 中。有关复制权的限制只有符合三步检验法的前提下才能够被允许。1971 年巴黎文本对该条并没有任何修订,从而使该项判断标准成为最新《伯尔尼公约》文本的一项基本判断标准。可见《伯尔尼公约》中的三步测试法仅仅是判断复制权例外是否合法的标准,还没有完全上升为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权合理使用的一般原则。真正将三步检验法上升为合理使用一般原则的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TPS) ,其将《伯尔尼公约》第9条(2) 对一般意义上的复制权的限制扩大适用到所有的专有权,使三步测试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版权限制的一般条款。[4]
“三步检验法”的内涵分析，根据《伯尔尼公约》第9 条(2) 规定，“三步检验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合理使用只能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由于是一般原则，并没有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但应当结合接下来的两条进行分析。按照目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所谓的特殊情况大致可以包括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而使用、为介绍、评论或者说明某一问题而使用、为报道时事新闻而使用、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翻译而使用、图书馆等为陈列保存需要而使用或者为其他非营利性目的而使用等等，这些使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非营利的的复制，并且是为社会发展需要而使用。因此笔者认为“三步测试法”所指的某些特殊情况应当是非营利性的为社会发展需要而不得不使用的；第二，合理使用不得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这一条的的规定主要是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优先权，在社会发展和著作权人权利保护的过程中，应倾向于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只有著作权人正常的权利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才能对著作权人权利进行限制，并且这种限制事宜上一条为前提的；第三，不得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其实这一条是和第二条是同一个问题从正反两面来分析，但这一条侧重于对著作权人精神权利的保护，比如，在合理使用过程中应当保护著作权人的署名权、作品名称权等；第四，上述三条缺一不可，否则不能称之为合理使用。
“三步检验法”版权公约中规定的判断合理使用构成的一般原则，他有什么作用呢？首先，“三步检验法”作为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在《伯尔尼公约》第9 条(2) 规定中，有三条规定，其中两条都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即一个使用作品的行为要是合理使用必须不得影响著作权人的正常使用，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这位著作权人保护其作品权利提供依据。其次，在版权公约中对合理使用提出了这样的一般标准，有利于缔约国统一合理使用标准，减少国家间的著作权纠纷。在条约中提出“三步检验法”这样的原则性标准，各个缔约国可以根据这一一般性原则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出适合本国的合理使用标准，但是必须在“三步测试法”的框架范围之内，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了缔约国间的标准，使其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统一。再次，肯定了合理使用权人的权利，“三步检验法”一方面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当时另一面也肯定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合理使用人享有合理使用别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只要在这个标准之内。肯定了对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合理性，有利于社会发展与著作权人权利保护的平衡。第四，为各国合理使用的立法提供一种新的模式，这个在下文详细论述。
三、“三步检验法”与我国合理使用制度改革
合理使用制度作为著作权法的重要制度之一,在平衡著作权人和使用人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国际公约对其都有规定。就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具体规定性”模式、“抽象规定性”模式和“抽象规定性+ 具体规定性”模式。[5]关于“具体模式”和“抽象模式”利弊分析有许多学者都有论述，“具体模式”明确罗列了合理使用的情形，在实践中法官只要对号入座既可以确定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形，“具体规定性”立法模式下的合理使用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实践日新月异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所言,合理使用制度的“具体规定性”立法模式虽然可操作性较强,而且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由于该种立法模式导致了合理使用行为外延的封闭性,因而可能致使合理使用制度丧失现实针对性的功能,也可能使符合合理使用精神的特定行为游离于法定的合理使用行为之外。[6]“抽象模式” 是法律在对社会实践进行一定程度抽象的基础上,找出某类现象的一般特性,并从这些特性出发,制订具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则。合理使用制度中的抽象模式虽然避免了“具体模式”中的过于死板的规定，给予了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不能不让人担心其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
我国合理使用的现状，从上述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具体规定性”和“抽象规定性”立法模式的分野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立法采行的是“具体规定性”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 第22 条具体规定了可以构成合理使用的12 种情形,该条的规定是“具体规定性”模式的典型表现。尽管《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 第21 条规定,依照《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但该条规定并非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它只是对《著作权法》第22 条规定的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应当遵循的条件作了进一步的限定。这种限定既没有扩大《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范围,也没有改变合理使用制度具体规定性的特性。该条规定貌似“一般条款”而实非“一般条款”,实际上达不到“抽象规定性”立法模式提高著作权法律制度回应社会的功能。我国这种立法模式不可否认在社会发展初期有促进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引入新的立法模式即“抽象规定性+ 具体规定性”模式。具体做法：第一，保留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的12种情形的规定；第二，引入《伯尔尼公约》中的“三步检验法”制定一般条款，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二十二条规定之外符合一般条款的，应有法官认定为合理使用。

参考文献：

[1] 卢海君.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猜想与证明—─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探讨[J].政法论丛，2007,2,44.
[2] 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2,141.
[3] 卢海君.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猜想与证明—─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探讨[J].政法论丛，2007,2,43.
[4] 卢海君.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猜想与证明—─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探讨[J].政法论丛，2007,2,47.

[5] 卢海君. 论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J]. 法商研究2007,3,24.
[6] 卢海君. 论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J]. 法商研究2007,3,26


许霆案，虚构的盗窃案

核心提示：代表银行意志的电脑系统所实施的行为，等同于银行工作人员的行为。

许霆利用柜员机故障取款的行为，被认为是：“乘银行工作人员尚未发现之机，非法取款174825元”的窃取行为，因此，许霆的行为被定性为盗窃，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2万元。

最早的银行，存款、取款的办理，完全是人工办理，人代表银行。随着电脑技术的进步，电脑开始进入银行，银行没有网络化之前，银行职员使用电脑如同我们写论文使用电脑一样，只是作为工具使用，此时，仍然还没有改变人是主体，人代表银行的实质。这个观念现在仍然十分流行，根深蒂固。正是这种观念在作祟，许霆案陷入了误区。

现代银行，都是建立在电子化、网络化的基础上的。银行的存款、取款等业务，是以省级为单位，全省都由一台大型电脑负责办理，全省各地的营业网点的窗口电脑和自动柜员机，都是与这大型电脑相联接的，这台大型电脑就相当于银行的大脑，该银行全省所有营业网点的窗口的电脑及所有的自动柜员机，都是相当于该银行的手。窗口电脑加上柜员，是银行的一只人手，自动柜员机是银行的一只机械手。银行如同千手观音，以大型电脑作为核心，是银行的大脑，银行拥有许多只手，所有的手都是听大脑指挥的。

无论是柜员，还是自动柜员机，他们都只能被动执行大脑的指令，没有大脑的指令，柜员和自动柜员机都不能收进存款，也不能付出取款。如果银行大型电脑因故停止运行，大家就会发现该银行全省所有的柜员和自动柜员机全部瘫痪，全都不能办理存款和取款的业务，即使银行的行长在营业窗口当柜员，他也同样无法为客户办理存款或取款业务。实际上，银行早已经将存款、取款等银行业务的办理，完全委托授权大型电脑代理的，配合自动柜员机24小时工作，所谓24小时银行就是这么回事。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银行中的柜员已经蜕变成为大型电脑的工具了，他们没有大脑，没有决定权，这完全颠覆了传统观念中银行职员是银行代理人的角色。

银行管理者将自己的意志编成程序，由大型电脑自动运行，这台大型电脑运行存款、取款程序发出指令，就是代表了银行的意志。无论是存款，还是取款，都是由全省各地营业窗口的柜员操作电脑或者客户在自动柜中机上自助操作，这些操作的性质完全是一样的，都是将有关存款或取款的信息，收集起来，形成一个个拟办理的银行业务的请求，通过网络向大脑传递，大脑收到全省各地的手传递来的请求后，自动响应这些请求，然后自动运行存款、取款程序并发出执行指令，这些代表银行意志的指令，通过网络传回到柜员电脑上或者自动柜员机，就由柜员执行或柜员机自动执行。

了解现代银行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后，就能明白，银行的资金进出（收进存款，支付取款），完全是由代表银行意志的电脑控制的，不是由人来控制的，这是客观事实。因此，取款、存款可以不需要有银行工作人员在场，也可以不需要有银行工作人员审核，完全由电脑自动完成。银行办理存款、存款等业务，如同千手观音一样，那台真正代表银行意志的大型电脑相当于千手观音的大脑，他有许多的手配合大脑，同时与众多的客户进行取款、存款的交易。这就意味着电脑代表银行（单位），能够独立实施处分银行资金的行为。在自动柜员机上存款和取款，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直接。

机器代表银行，代表单位，可以实施处分银行资金的行为，这在刑法学上，还是全新的提法。自从银行网络化后，这个事物就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只是刑法理论滞后了，对此没有作出及时修正。刑法学界遇到许霆案、何鹏案时，缺乏理论指导，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再来看看许霆案，其中所谓的柜员机故障，不过是银行这个千手观音的一只手出了问题，这台涉案的自动柜员机的运行程序有瑕疵。当取款金额不小于1000元时，就会发生给付错误，也就是少扣账，多付款。
当客户在柜员机上输入取款数额时，电脑只能识别为单个的数字字符的组合，当输入1000，电脑只能识别为1个数字字符1和3个数字字符0组成的数字字符串“1000”，并不能直接识别为整数1000，所以，柜员机的程序需要对客户输入的数字字符串进行转换。

在设计涉案柜员机的程序时，付款过程被分解为二个步骤，第一步决定付款的数额，第二步决定是否付款。为了实现这两个步骤，程序要对许霆输入的数字字符串作二次转换，第一次转换成整数后，除以100，计算商值，判断商值是否为整数，当商值为整数，才能符合柜员机支付条件；第二次转换为整数，是作为柜员机向银行大脑报送的取款请求数额，这个数额报送到银行大脑后，银行大脑自动响应，将请求取款的数额与客户的账户余额进行比较，如果请求取款数额小于存款余额，则自动运行取款程序，扣除请求取款的数额，并作好取款交易记录，然后向柜员机传送同意付款指令，同意付款指令是加密的电子信息，直接开启自动柜员机的付款电源开关。当电源开关打开后，柜员机的核心即付款机械传动部分开始工作，不过，决定付款数额即100元面钞的张数，并不是由这个同意付款指令决定，而是由柜员机实现第一次转换时，所计算出的商值决定。这种独特的付款机制，决定了柜员机运行程序中的二次转换必须步调一致，否则，就会出现多付款，少扣账，或者少付款，多扣账的给付错误的情况。

银行大脑运行的取款程序，集中代表银行的意志，大脑记录的交易数额，才是双方共同的意思。许霆遇到的情况，在第一次转换时，没有发生问题，可是在第二次转换时，发生差错，本来应该转换为整数1000，因程序瑕疵转换成整数1，结果导致双方取款交易数额为1元，自动柜员机应该只付款1元，可是实际却付了1000元，发生给付错误。因为1000元都是银行同意付给的，多余给付的999元只能是不当得利。

刑法学家们心目中的许霆案，有两种比较典型的说法，一是与神经病人交易说；二是银行库房未上锁说。可是当取款金额小于1000元时，这台涉案柜员机不会发生任何问题，完全符合银行意志，所以刑法学家们的前述两种说法，显然是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的。实际上，许霆案中的银行大脑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柜员机的付款开关（所谓的银行库房的门锁）是牢牢地掌握在银行手中。相比之下，千手观音代表银行与许霆进行交易，千手观音的一只手在执行付款指令时，发生给付错误才是符合实际的。

银行单方面使用电脑系统来代替银行工作人员，建立起自动化电子银行交易系统，所以银行电脑系统的行为，体现的是银行意志，理所当然视同银行工作人员的行为。电脑系统代表银行与许霆进行交易，且在交易过程中，在身份识别部分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双方都知道对方是谁，毫无秘密性可言，只是因银行单方面的过失导致付款时，发生给付错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二百一十五条明确规定，此种情况银行自行承担责任。因此，将许霆恶意取款的双方交易的行为，认定为“乘银行工作人员尚未发现之机，非法取款174825元”的窃取行为，不符合客观事实，是刑法学家和司法人员虚构的，定罪判刑没有法律依据，也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



作者单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肖佑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