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格与人格权的逻辑联系：有“法律人格”之法人有无人格权

传统人格权的概念、定义及制度设计，是以自然人为基点而展开的。在中国民法典编纂活动中以及当下人格权法酝酿之时，法人是否享有人格权，法人享有哪些人格利益，法人人格权采取何种立法模式，均是存有争议的问题。

对于法人人格权问题的探讨，须从“法人格”着手，即是将作为主体资格的人格与作为精神利益的人格区别开来，以法人为研究对象，考察人格承载的主体与人格支配的客体两者之间的关系。

人格在法律上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和承受义务的资格。谢怀?蛳壬?谄渲?鲋刑讣敖??穹ǖ幕?咎氐闶彼?缘摹叭烁衿降仍?颉保?傅木褪侨说姆?傻匚换蛉ɡ?芰ζ降取?1]这里的人，显然是市民社会中的自然人。二是指应受法律保护的精神利益，即是人格权所保护的对象。权利的本质是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王泽鉴先生认为，人格权的内容，不能以金钱加以计算，不具财产的性质，“即以体现人的尊严价值的精神利益”。[2]这里讲的精神利益，当然亦是自然人所享有的利益。自《德国民法典》以来，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与自然人主体截然不同的法人主体。这不仅需要在立法上对传统单一的民法主体体系予以突破，而且需要新的人格理论对新的民事主体予以诠释。

在民法理论中，凡具有人格者即可成为民事意义上的人，凡成为民法上的人即可享有和行使权利。这种人格观念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只有同时具备自由人、罗马市民和家长三种身份的人，才具备完全的人格，才享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如果上述身份发生变化，相应权利的享有和行使亦会随之变动。罗马人创制了人格观念，构成了后世法人制度包括法人人格权制度的思想来源。依罗马法理论，凡具有独立之人格，便可以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既包括具有自然属性的人，也包括法律拟制的人。自罗马共和末期，法律开始承认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军事的等各种社会组织的主体资格，并将其概称为“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团体）。罗马法学家认为，团体的权利义务为其所独有，与属于团体的各个人无关。[3]可以说，团体和组织团体的分子都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作为法律关系的不同主体，也可以享有和行使各自的权利。这种抽象人格的理论，扩大了民事主体范围，将权利直接赋予“法律拟制之人”。

在近代民法中，《德国民法典》创设了权利能力的法律概念，并以此为基点构建了法人格与民事主体的逻辑关系。权利能力一词秉承了罗马法上的人格概念，两者有着密切联系，皆为构成民事主体之前提条件。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认为，在民法上，“法的人格者等于权利能力者”，关于人或法人的规定，“表现了最抽象化层次的抽象的法人格”。[4]民事能力（含权利能力）和人格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主体的内在统一性和其实质，界定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民事能力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主体的差异性，具体刻画民事主体存在与活动的状态与特征。”[5]从法律技术逻辑层面看，《德国民法典》以权利能力核心概念为中心，进行主体人格的制度设计。在财产权领域，这种构架中的逻辑关系就是“经济人－权利能力－法律人”。近代社会科学文献对社会结构采取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法，这与法律结构中采取的公法与私法二分法是一致的。所谓市民，即是理性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在德国思想家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应该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成员构成，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一个由经济人组成的社会。[6]通过权利能力这一人格依据，法律将理性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与有意思能力、责任能力的法律人直接连接起来。财产法将其调整对象的基点置身于自然人，而法人不过是自然人的集合。在财产权范畴，法人虽然因其权利能力不同而有别，但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除《德国民法施行法》第８６条之规定对公益法人取得财产的数额有所限制外，法人得享有一切财产权的权利。[7]在人格权领域，主体人格构架的逻辑关系则是“生物人－权利能力－法律人”。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人格不过是哲学思想上对于人的本质的总结。以此为基础，内在化的伦理价值观念成为近代民法关于人的伦理性认识的核心，并由此构成近代民法人格构造的基础。随着社会生活中人的伦理价值的扩张，民法通过建立统一的、独立的“人格体”制度，将生命、健康、自由和尊严这些内在的伦理价值规定为外在的、实在法设置的“权利”（各种人格权）。[8]在自然人人格场合，“法律人”的成立是以伦理价值为依据，将伦理价值从人的范畴中抽去之后，即通过权利能力将“生物人”自然本性与“法律人”的法律属性直接连接的。而在法人人格场合，由于权利能力扮演“团体人格”的角色，从而形成“团体－权利能力－法律人”的逻辑联系，从而使得法人与同为“法律人”的自然人一样在某些方面享有人格利益成为可能。

关于人格与人格权的逻辑联系，我们在此以法人为对象，就作为资格的人格与作为利益的人格，提出以下两点基本认识：第一，人格即是主体资格，是法人人格权“肯定说”的理论前提。从法律语义上说，人格之意可以解析为：“人”即民事主体之谓，“格”即法律资格之谓。法人是具有“法律人格”的团体。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以权利能力，构成法人享有人格权的制度基础。在民法中，各类民事主体统一到“人”这一法人格之中，它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抽象概念的自然人，没有国籍、民族、性别、财产状况、文化程度、政治地位的差异；概括意义的法人，也没有生产企业、商业企业、金融企业、大企业、小企业的区分。正如梁慧星教授所言，人格的抽象和概括，“就把社会生活中千差万别的民事主体，简单化了、高度地划一了”。[9]可以认为，法人拥有民事主体之地位，这种人格成为其享有某些人格利益的前提。英国学者萨柏恩指出：“一个社团是一个法人，意思就是它的人格———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是经法律承认的。”[10]概言之，人格即资格，人格即主体。第二，人格为精神利益，其立法本意在于保护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安全。在人格平等原则的指导下，自然人的人格权表现为专属性、平等性和一致性等特征。一般认为，法人与自然人具有相同的主体人格，但其权利能力与后者不同，往往受到特殊限制，包括法人目的的限制、法律上的限制以及法人性质的限制。这就决定了法人不可能享有以自然人生理或心理特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人格利益，或是因法人类型的差异而享有不同的人格利益。无论如何，法人应当享有诸如名称、名誉、信用等某些人格利益，这也是其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享有的权利。“人格利益是主体的最高利益……对人格利益的保护旨在维护主体作为人的存在，并且为主体从事财产活动提供前提条件，人格利益也是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存在所必不可少的。”[11]从这一理论出发，法人人格权可以作出如下理解：首先，它是维护法人的主体资格所必备的权利，具有某种独立性的特点。法人人格权与其作为主体的资格及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法人是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法律赋予其人格是基于社会对这一客观存在的需要，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的认可，是法人人格来源的本质所在。”[12]法人人格权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法人主体的独立性，是为法人成其为民事主体所必备之权利。其次，法人人格权是法人一经成立即可享有的权利，具有相对专属性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在商事活动中，企业法人的人格权发生变化，其专属性极强的人格利益被淡化，而非专属性的经济利益占据主导地位；在此情况下，可引入“限制性让与”概念，即允许企业人格权在一定情况下转让。[13]笔者认为，人格权的专属性是其区别于财产权的基本属性，法人人格权概莫能外。至于企业法人人格权转让的情形，其客体已不是传统的人格利益，而是商事人格利益或无形财产利益。

在近代民法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民法典编纂活动较早，对民法法典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未对人格权予以重视。不过，《法国民法典》出台前后的两部法典，即１９７４年《普鲁士邦法》和１８１１年《奥地利一般民法典》都积极考虑到保护人格利益方面的问题。[14]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部法典尚未涉及法人人格权的保护。在欧洲的主要国家，民法理论承认法人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人格权，而且这种理论也得到判例的支持。[15]《日本民法典》效仿欧洲主要国家立法例，对人格权未作任何规定，更遑论法人人格权问题。但是，日本也曾出现过因对法人的名誉进行侵害而诉求赔偿的案例，并且法院支持了这一赔偿请求。[16]总的说来，从罗马法以来的人格理论到欧洲大陆国家的司法判例，均承认法人可以享有某些人格权。这些理论和实践为我国构建人格权制度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

二、人格权的商业化倾向：法人的人格利益应归属何处

财产权与人格权是民事权利的基本分类，这种分类是以民事权利的客体即法律所保护的特定利益作为标准的。在大陆法系严格的概念体系下，特定利益被概括地进行了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两分”，并分别归类到财产权与人格权的范畴。其实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之间的界限，并非是绝对的。正是两者不同利益的交叉或融合带来财产权与人格权“两分”的困难，这即是学者所谈到的“人格财产”和“人格权商品化”问题。

所谓人格财产，是指与人格密切相关、无法用任何替代物来代替的财产，或称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易继明教授提出四类人格财产：一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二是寄托特定人情感的财产，三是源于特定人身体的财产，四是源于特定人智慧的知识产权。[17]其中，前两类财产为外在之物的内化，即财产象征人格或寄托情感；后两类财产为内在自我的外化，即财产源于人的身体或智慧。上述人格财产分析，揭示了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相互关系，着力分析了特定财产中所存在的人格利益。归根到底说来，人格财产依然是一种财产，其意义在于探讨财产损害赔偿中人格利益受损问题，为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依据。[18]由于文章选题所限，人格财产不是本文研究重点。

所谓人格权商品化，是指以精神性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所表现出的财产特征。王利明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主张通过立法规范人格权商品化现象，并在其论述中列举了如下情形：“（１）允许权利人对具有财产价值的人格权进行商业化利用，并获取报酬；（２）在商品化人格权受到损害后，允许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对其中的财产利益加以保护……（３）在保护一些人格利益时，要考虑行为人是否对权利人人格利益进行商业化利用……（４）明确规定，如果非经许可，利用死者人格利益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侵权行为”。[19]上述人格权商品化理论分析了人格权中的财产因素以及被侵权使用后的财产后果，对人格权保护的立法选择和司法裁量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就结论而言，该文仅是在传统人格权的基础上描述某些财产现象，并不具有财产权衍生的研究意义。笔者认为，由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形态的变化，在传统人格权中分离和产生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财产利益，并逐渐形成有别于人格权的权利形态，这在法人人格权制度发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本文即以此作为重点进行分析。

关于人格权与财产权的相互关系，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两个重要判断：一是“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其本意是指基于人格（或说是人格权保护的生命、自由、尊严等）才能产生对物（泛指对于人的自由来说一切外在的东西）的权利；二是“物权是人格本身的权利”，其意思表明财产是维系人格所必需的，是一种实现人的自由的手段。[20]在这里，黑格尔强调了财产权利对于人格权的依存关系和实现意义。由此可见，人格与财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泾渭分明。在私权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区分已从绝对趋向相对，并出现交叉和融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某些人格利益演变成商业人格利益，即在现代法律框架上，基于商业上的名誉产生了商誉权，对姓名、肖像、形体的商业利用产生了形象权。这些权利是与一般人格权有别的特殊财产权。在国外学者的著述中，该类权利多视为独立的财产权或无体财产权。[21]

法人的人格利益可以概括地分为两类：一是作为任何一个普通的法人都具有的人格利益，这是一种不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人格利益；二是作为企业法人和从事商业活动的机关、企业、单位法人才享有的人格利益，这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的人格利益，是普通的人格权概念难以彻底揭示和充分保护的。[22]根据传统理论，人格权客体概为无形之利益，主要是精神利益。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权利观念的进化，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因素在社会活动中得以凸显，并逐渐取得了独立存在的权利形态。企业法人人格利益的财产化既保留了无形利益的基本品性，同时又具有区别于有形财产的一般特点：第一，无形财产利益是与主体人格有着密切联系的利益，具有专属性特点。第二，无形财产利益是基于主体经营能力而在社会评价中产生的利益。这种财产价值产生于经营领域，来源于社会因受主体信誉、形象的影响而给予的评价和信赖，即具有资信性的特点。第三，无形财产利益是企业资信中难以确定且不具稳定性的利益。这种财产价值虽然能提供未来经济利益，但其利益预期具有不确定性，其收益额及收益期会基于各种原因产生波动，即具有变动性的特点。

关于无形财产利益，或者说非物质性财产，早就为近现代学者所关注。英国近代思想家、法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曾用多种不同涵义表达“财产”概念。[23]２０世纪初，美国学者施瓦茨曾列举了“具有重大价值的新型财产……这些财产包括商业信誉、商标、商业秘密、著作权、经营利益、特许权以及公平的便利权”。[24]另一美国学者弗里德曼认为，２０世纪已经出现了“新财产”概念，“应当将就业机会、养老金、政府特许作为新财产对待”。[25]

上述即是自罗马法以来私法领域所发生的制度创新和法律变革，是为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26]财产“非物质化”的结果就是，极大地拓宽了财产法的适用范围，其权利建构涉及多个方面，主要是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可以认为，企业人格利益的财产化正从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知识类财产，如商号归属于传统知识产权领域；二是资信类财产，如商誉、形象、信用等归类于无体财产权。[27]

三、人格权种类的确立：边界如何划定

民事权利的类型化是以权利客体为标准来进行的。申言之，物权的客体是“物”，债权的客体是“给付”，对这些财产权的类型化分类和体系化归纳，是建立在客体统一性基础之上的。人格权、知识产权乃至无体财产权的客体，虽然都是无形之利益，但也存在主要区别：人格权客体是为无形之人格利益，知识产权客体是为无形之知识财产，其他无体财产权客体则是无形之资信财产。正是由于客体的非物质性，才使得人格权、知识产权乃至无体财产权与所有权有着严格的区分，同时也使得前者所指无形利益“亦此亦彼”，因此产生划分权利边界的需要。

关于人格权的分类，２００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草案》）第４编“人格权”明确规定“自然人、法人具有人格权”，并列举了６项权利：（１）生命健康权；（２）姓名权、名称权；（３）肖像权；（４）名誉权、荣誉权；（５）信用权；（６）隐私权。日本学者认为这种自然人的人格权与法人的人格权并列的方式始终让人感觉不安，且具体人格权不可能仅指上述６类。[28]我国有学者认为：“在建构人格权内部体系时无须过度考虑法人的人格权问题，因为人格权制度就其本质而言是保护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安全的法律制度，是基本人权经由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而具体化的民事权利。”[29]上述情况表明，法人可以享有人格权，但限于特定类型的人格权。具而言之，法人不得享有以生理或心理特征存在为基础的人格权，不可能享有与其性质、特性相冲突的人格权。在立法中，可以考虑对法人享有名称、名誉、信用等人格权以概括性条款作出规定，而不必采取与自然人格权并列、平行规定的方法。法人的无形利益归属于人格权还是知识产权或资信权，可留给学说研究和判例解决。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类权利必须作出界定：

１．名称权与商号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名称权是法人、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的一项重要人身权。名称有别于以血缘或家庭因素为基础的自然人姓名，是非自然人主体特定化的区别标志，是法人等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的用以确定和表示自身并区别于他人的符号和标记。名称是法人的重要人格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第３７条的规定，法人必须有自己的名称。法人只有具有名称，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才能使自身主体与其他主体相区别，无名称则无独立人格。名称权在本质上归属于人格权，具有绝对性、专属性、必备性的基本特征。法人享有名称权并将其视为人格权，为多数学者的共同见解。[30]

名称作为法人之无形利益，在一般情况下从为人格利益而成为人格权的标的；而在有的情况下，这种无形利益因具有经济内容和财产属性则可归类于财产权的标的。在商业活动中，企业法人的名称不仅标明其参加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身份，也标明了该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体现了对交易活动（如交易机会、交易数量、交易效果等）所具有的无形而有力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在商品经营过程中的价值，使其本身也成为一种可以计价的财产。在权利构造中，由此而产生的即是作为知识产权的商号权。

商号是商品生产经营者的身份标识，是经营主体特定化的专用标识。基于商号所产生的专有权利称为商号权。商号权不同于名称权。早年有学者曾将其视为财产权的一种，因为商号权具备财产权的一般特征，是一项可以获得收益的财产。[31]当代学者多将其纳入知识产权范畴。商号在本质上应是一种无形财产：商号是商事主体法律人格的化身，企业法人经营能力和资信表现的载体，是能给经营者带来一定利益的资产。在立法上，商号权保护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单行法保护，如１９１６年《英国厂商名称登记法》、１９２１年《荷兰企业名称法》；二是商法典保护，如德国、日本、法国等采取民商分离模式的国家；三是民法典保护，如意大利等采用民商合一模式的国家。除此以外，一些欧美国家还采用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保护商号权。在国际上，最早保护商号权的国际公约是１８８３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至２０世纪下半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商标、商号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示范法》就商号的工业产权保护草拟了示范性条款。需要指出的是，１９９４年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的７项知识产权不包括商号权，其理由是该协议强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且商号权转让在一些国家受到诸多限制。

２．名誉权与商誉权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名誉权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名誉权的客体是名誉。这种名誉利益是民事主体就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对于自然人而言，名誉是指主体基于自身的品德、才能及其他素质而产生的社会评价；对法人来说，名誉是指主体就其经营能力、履约能力、经济效益等状况所获得的社会评价。[32]一般认为，名誉权与财产利益有关：自然人名誉受损，会导致其就业、晋级时遭到不利影响；法人名誉受损，有可能使其信誉减低、经营受阻、利润减少。但是，作为人格权，名誉权是一种精神权利，既不具有直接的财产价值，也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

点论公安管理应以人文为本

李龙


摘要：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的基本要求。以人为本就是要在管理中关怀人文。关怀人文是公安管理的深层主线，是现代警务革命的核心内容和价值目标追求。与群众路线和公安工作的宗旨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关怀人文既应重塑内在的深层次的管理理念，也应改革外在层面上的管理制度和方法。
关键词：公安 管理 关心 人文

公安管理是社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管理的基本要求对是要国家、社会和人民负责。在我国,国家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但在具体实施中，要想通过公安管理保持这种一致性，必须首先做到时时事事处处对人民负责。而要对人民负责就应该而且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关怀人文的管理理念。这既是公安管理应该关注的也是现代管理科学所重点强调的。由此观点出发、本文出发拟就公安管理为何和如何以人为本谈点粗浅认识。
一、人文关怀应该是公安管理的深层主线
公安管理是社会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管理主体——公安民警和做为管理对象重要范畴之一的民众都是社会重要的最具灵性的最根本的组成细胞。虽然从表面看来，管理做为一种协调、组织、指挥活动最根本的目的是服务服从于社会秩序的有序发展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因而显得其与社会和国家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密联系。然而应该而且必须看到，这种特殊管理与个体之间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联系，甚至管理活动终极目的的实现也是通过与个体之间的联系得以发轫发展的。因而公安管理作为一种制度、规范、组织、建构始终都应以个体为核心展开。具体说就是应以个体的人性需求、个体的日常生活，个体的时空发展维度等内容构成的物质和精神两维世界为坐标体系并对之进行引导、疏通、限制、鼓励。由此，可以认为公安管理既是在个体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管理机制，构成了个体生存、发展的时空范围，是个体必需的生存环境和保障条件，同时也是个体生存、发展的基础。无法设想在现代社会缺乏公安管理后个体如何生存，发展？所以公安管理与个体之间的普遍联系应该是真实而密切的。公安管理对个体的生存、发展，对个体命运、前途的关心应当是自然的，必然的。这正是公安管理中应该具有而且必须具有的人文关怀视点。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并乃在显现的经验教训看单纯的对个体的行为管理只是浅层的管理，并且往往会因为行为复杂性而致管理失去方向性。它可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难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对个体的人文关怀应该是公安管理的深层主线。
人文是一个涵义较广且界限较难确定的概念。它既可指人的道德、品行、情操、信仰，又可指文化修养，知识学向，审美价值等等。90年代尤其是近一、二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关怀人文已经成为具有管理或教育职能部门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和实践课题。对人文的认识目前已不仅仅局限于上列初始的涵义，更多的则是深入探密人的尊严、价值、人格、全性、理念、命运中的价值意蕴等等。研究证明，作为个体如果缺乏人文内涵则难以把握个人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尺度，难以在价值与尊严、生活与生存、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中作出符合社会规范的抉择。由此看来，关怀人文。乃是所有管理科学所共同面对的课题。公安管理应该是在管理规范许可的范围内使个体的人文内涵得以充分张扬的制度设计、而不应成为扼杀个性，泯灭人性、蔑视尊严、忽视价值、限制自由和理想的樊蓠。在我国当前正在实现由权力社会向市民社会，由权力时代向权利时代，由官本位向民体位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尤其应该注意此点，否则、失去人文关怀的管理就可能成为对抗、束缚、扼杀个体的暴力机制，必将导致管理活动走向异化。因为从根源上讲应该说选择社会管理既是人类个体的群体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也是个体人文内涵发展的合理选择。人类为了生存发展选择管理，并给管理不断注入着新的内涵和动力。管理为人类发展和个性张扬提供保障并推动其走向更新更高的层次。这种既互相依存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决定了管理活动必须关注人文。
二、管理关怀人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个体的生活更加幸福。
就此意义而言，公安管理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从这一观点出发，公安管理的制度设计，操作运行就应该充分而明确地将对个体的物质需求，物质利益及精神需求的合理满足放在首位。人的需求具有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两大类，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著名代表马斯洛的划分前者，包括生理性需求，安全性需求，后者包括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就性质而言无善恶之本来区别，反映在个体身个则会因个体心理结构组合要素的不同而显现出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公安管理不仅应该阻止满足需求的不正当方式方法，阻止需求的消极恶性发展，同时，更应该注意保障良性的积极性的合理需求，为满足需求的正当方式方法提供可能的顺畅的途径。客观地说由于种种因素尤其是观念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关系中更多的是对前者倾注了足够的重视，造成了不应有的平衡。为管理而管理，就事论事，一管就死，一管就乱等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在有些警员头脑中出现了不知怎么管理才对，才好和对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不甚明晰等现象。公安管理关注个体需求首要应重视人的物质性权利，重点一是通过管理活动充分保障个体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发展权及其相关的延伸性权利。二是逐步加大对精神性权利的保护力度，其中要正确处理社会、集体、个人的权利关系，克服以往长期存在的以抽象的集体权利取代具体的个人权利的观念，强调和突出个体的实在性、优先性地位。把对个人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迁徒等）的保障置于核心地位。促使个人在法治前提下充分行使权利并不受干预，充分肯定和保障个人独立自主地追求生存与发展，价值与尊严，幸福与快乐的权利。把个体不仅做为管理对象，更应该做为有价值、有人格、有尊严，有权利的人去对待。
三、关注人文是现代警务的核心内容，符合世界警务改革潮流。
世界范围内的警务革命已进行过三次，从其历程来看，尽管“革命”的内容在各国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走向是不断扩充警务管理的职能、权限、增加警员的数量，提高警队装备的现代化水平。然而在面临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治安形势依然严峻的当今时代，人们突然发现、上述措施仍难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而且警队内的腐败有不断升级的迹向。警务革命到底向何处去？在通过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后，一场全新的世界警务革命又启动了。目前的这场警务革命（或叫做第四次警务革命）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其突出特点是以无增长改善论（指警队数量质量方面）和再造社会凝聚力（指警务与社会、公众关系方面）为理论基础，着重通过提高警员素质以增强警力，提高现代化装备水平与改善警民关系，警员职业修养以改善快速反应能力，强化主动提前式工作模式以治理治安根本，以科学综合指标体系取代单一评价体系来衡量警务工作水平，以多种巡逻守候取代单一快速的机械化巡逻。这种警务改革的核心实际上贯穿了以人为本的警务管理理念，一方面表现为警队要最大限度地挖掘警员的人本资源、提高其人文素质法，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将社区中的公民切实做为警察的最可信赖和依靠的盟友，也就是更加注重和强调了警务工作的社会属性，明确指出警员是服务者，公众是服务对象。要求警员“如果你没有为顾客服务，最好先找到你的服务对象。”警员要为顾客提供“绝对质量服务”（《二十一世纪世界警务发展战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P219页）。这种带有极强商业性管理理念色彩的工作要求已经成为世界警务改革的潮流。因此，公安管理中关怀人、理解人、尊重人、保护人是一种世界潮流，不可逆转，不应忽视。
四、公安管理关怀人文与贯彻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本质具有统一性。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致胜法宝，是党一贯倡导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贯彻群众路线就必然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克服关门主义，神秘主义，官僚主义。这一理念体现在工作中就是要坚持公安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警队和警员要为人民管人汉安，而不能为治安管人民；要为人民谋利而不能与人民争利，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养活培育了警察，警察自然应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公安管理必须以人文关怀为本，为此：第一，管理的指导思想必须向服务型转变。要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管理中贯穿服务思想。要加强对警队和警员的严格管理与教育，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严格管理，依法管理是队伍建设的根本途径，公安管理的绩效根本的取决于队伍素质，管理社会治安必须首先管好队伍，实践已经证明，治安必先治警，治警务必从严。在此基础上要大力加强教育培训，提高队伍整体和警员个体素质。在教育培训中，除了坚持政治建警原则外，要强化警队、警员的科技素质，人文素质，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走科教强警、人才兴警之路，否则一方面警队人力资源的流失现象（如每年400多名民警牺牲，近6000名民警负伤和近9000名民警违法违纪违规受处分处罚）难以扭转，另一方面警员自身人文素质无法提高，更何谈去关怀群众？第二，下大力气解决好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使人文关怀的渠道得以顺畅，避免互不情愿的尴尬局面。为此作为警队和警员要切实消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冷、横、硬现象，消除霸气、牛气等霸王遗风，不能把生活工作条件的艰苦，超负荷的工作量和角色痛苦作为“三难”“四冷”的理由。而应该通过进千家门、听百家言、解民众忧等方式凝聚人气增强双方的亲和感，赢得民心。应该说当警民关系不再是油水关系而真正成为鱼水关系时人文关怀才会具备基本的条件。周恩来同志在我国警察概念中冠以“人民”二字，就是为了体现我国警察关怀人民的本质属性。如再溯之长远，从警察的起源看这一职业也无不涵盖着人文关怀的深切意蕴。古人去：“警者敬言提醒，警钟长鸣”，察者：“祭祖察宗，究竟何风”。其中“敬言”就是尊敬群众，给群众言明有关事项。给群众“敬言提醒”在前，使群众“警钟长鸣”随后，体现了民为本，民在先的民本思想和关怀观念，古人尚且如此明确警民之关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理解之，实践之呢？第三大力推行警务公开、简化办事程序，改革管理制度，提供便捷服务。警务公开是警务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没有警务公开就没有警务民主。公开的程度有多大，民主的成份就有多高。而且只有公开才能达到公正，也才能将纸上的监督变为现实的监督，防止腐败。而民主，公正恰恰是人文关怀中重要的具有较高层次的内容。所以缺乏公开的暗操做式的警务管理无法消弥与公众的隔阂，它更多关怀的可能是权力。而无法监督的权力除了极易走向专制，腐败之外，也不可真正关怀人文。简化办事程序是现代行政管理高效原则的必然要求。程序繁杂，办事拖拉，甚至在不给好处该办的不办给了好处不该办的乱办式的按油水关系为标志的办案理念指导下的工作，从根本上就是与关怀人文相悖的。必须摒弃。只有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效率，民众才会觉得公安机关可亲可爱可信，才会将不满厌恶，憎恨降到最低程度。同时对现有的警务管理制度要适时立、废、改。应以社会发展需求和个体权利、自由的最大满足为出发点、对户籍制度、交通管理制度、出入境管理制度等等进行改革，使其一方面解对社会变迁（如加快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促进社会资源发挥效能，加快经济发展等）有益，另一方面能保障个人发挥才能，充分行使权利，自由。要千方百计地为民众个体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便其在公安机关和警员之中得到一个纳税人应有的尊重，为此，公安管理应该切实实践为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的对各级行政首长和名类考核指标体系负责的误区。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极易导致利益驱动，导致与民众的对立，警察不能对指标负责，只能以人为本，为人民负责。
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正在快速发展，警务管理理念和模式应该而且必须适时做出反应，公安管理的业务范围已往显现出越来越宽泛的趋势，民众对公安工作和人民警察的依赖性比以往更强甚至会越来越强。与此相适应，警察服务于民众的领域也更为广阔，意义也更为重要。先进的公安管理模式和理念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民警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不是被动性反应，警务工作只有关怀人文，以人为本，才会有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终取得相得益彰的双赢局面。

作者单位：宁夏警察学校副校长，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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