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官职业监督保障的思考

赵如水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法官职业监督保障的内涵、法律依据及现实情况进行解读，尽而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对法官职业保障和法官职业监督分别进行探讨，在指出制约法官职业保障的三大障碍和影响法官职业监督的三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全面分析，着力提出解决法官职业监督保障的最终选择路径。
以2002年1月1日起实行司法资格统一考试为起点，最高法院正式提出法官职业化建设，作为法官职业化建设重要构成部分的法官职业监督保障课题一度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的深切关注。从我国司法审判事业的宏观视角来分析，伴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从各个层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与进步。但基于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法官职业化建设呈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法官职业监督保障在现实中走上了一条不平衡的发展之路。作为直接关系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成败、影响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基层法院法官职业监督保障问题，更面临尴尬而被动的局面，已引起理论界及实务界的普遍关注。笔者作为一名贫困县法院的政工人员，并不具备从宏大理论的角度对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监督保障进行系统探讨，但纯粹的直观性分析与感悟也许更能反映基层法院法官职业监督保障的现状、困惑与无奈。
一.法官职业监督保障的内涵、法律依据及现实情况
（一）法官职业监督保障的内涵
从法官职业特性的视角分析，法官职业监督保障具体应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即法官职业保障与法官职业监督。所谓法官职业保障是指：“法院通过法官职业化建设，建立和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全面落实法律赋予法官职业权力和职业地位。”主要包括职业身份保障、职业权力保障、职业权利保障、职业收入保障、职业安全保障、职业教育保障六个方面的内容。所谓法官职业监督是指：法院通过建立健全符合法官职业特性的监督机制，完善严肃查处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戒机制，强化法官的自律与他律，加强责任追究。主要包括违法审判责任追究、违反审判纪律责任处分、执行工作纪律责任处分、违反回避制度责任追究四个方面。可以看出，法官职业监督保障虽然分处于不同层面，但应该肯定的是，二者从本质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相辅相成，其内涵要求就是在通过对法官职业给予保障和予以监督的过程中，确保司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这也正是司法价值的终极追究。
（二）法官职业监督保障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六条分别从法官职业权力、法官职业身份、法官职业待遇、法官职业安全、法官职业权利五个方面予以了明确的职业保障规定。与此相对应，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三条也对法官职业监督予以了明确的规定。而与之相配套的“四项制度”和“一个规范”更是对法官职业的系统性全面性监督，这些散见与法律之中的硬性规定或单独出台的制度规范，都为法官职业监督保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三）法官职业监督保障的现实无奈
法律或制度规范重在制定，贵在执行，一个没有很好执行力的制度体系表明的仅是现实对理想的崇尚。尽管法官职业监督保障具有很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为支撑，但从现实情况看，基于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抑或某此人为因素的影响，失缺的法律制度运作机制已使相应的制度规范没有了基点，缺乏执行力，法律赋予法官的职业保障（法官职业权力、法官职业尊荣、法官职业待遇、法官职业安全等）很难得到有效落实，在法官职业监督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法官应享有的权利与所承担的责任明显不符，在基层法院尤其是经济欠发达或落后的地区法院，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性更为突出。
二.制约法官职业保障的三大障碍
（一）司法权地方化的障碍
受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中国传统诉讼体制的影响，我国的司法机关在设置上按行政区域化分逐级设立，且各级法院的人事权现阶段主控于地方组织人事部门，经费保障依赖于地方政府，依照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人权与财权的失缺在逻辑上就必然导致司法权的非独立性——即“司法权地方化”，这与司法权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应具的统一性相悖，也与必须以司法部门为主体支撑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模式相离。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历程中，没有司法部门相对独立的人事管理机制与经费保障机制，保障法官实质性上的职业独立性便仅具有了法律概念上的意义，这种与法官职业化理念相悖的职业保障机制将从根本上制约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与未来，不得不令人担忧。据笔者了解到实际情况，基层法院人权与财权受控地方尤为严重，诸如经费保障、人事任免、职级评定、人才选拔与交流等都受到地方相关部门的制约，甚至基本上由地方党政部门全盘掌握，法院作为具体的用人部门却实际上没有用人的选择权，或者说法院系统至上而下并不注重人事权力的把握，仅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动接受的位置。仅就这一点，我们可从近10年人民法院不开展人材招录工作而由地方组织人事部门随意调入的实际情况中可见一斑，体制上的受控或者人为的放弃决定了法院法官职业保障在现阶段只是一种理想的期待，在基层法院谈法官职业化建设更是任重道远。
（二）司法权行政化的障碍
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和职业地位。这种职业的特定性要求职权的行使也必须具有特定的职业保障机制，即符合司法审判工作运行规律的司法独立机制。但受现行司法体制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司法权在法院内部也被高度行政化。从法官职业保障的角度分析，司法权行政化的体制因素需要重点从二个方面加以研究：其一，对法官人事的行政化管理。法官是一种很独立性和专业性的职业，是司法权的法定载体，具有主体地位。因此，对法官的人事管理必须不同与对行政人员的管理，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对法官的业绩考核、选拔任免、交流调整等全部移置了行政机关对行政干部的管理模式，法官被客体化成了行政化管理的对象，这种管理体制并不符合法官职业特点，不利于法官职业化建设发展。其二，对法官职权的行政化运作。法官依法办案是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核心，但从基层法院的实际看，多数法院在审判权的行使上采取了一种“折衷”手段，即法官依法审判与领导审核把关相结合，这表面上看是对审判权的慎重行使，但实质上却是对法官依法办案的一种行政限制，裁判文书的逐级签发既是对法官职权的一种行政化剥夺，也潜在地降低了法官的司法责任心，影响法官对审判权行使的严谨性。即使在实行审判长选任制后，这种司法权的行政化行使在基层法院仍没有根本改变。
（三）法官职业社会化的障碍
审判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法官职业具有不同与其他公务员的特殊性。但现实情况是，法官职业与其本应具有的职业特性相比，相距甚远，大多属改良而来的法官本质上并不具备法官职业化或法官精英化的要求，社会对其大众化的衡量与评判并不是信口开河。在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空间中，孤独地强调法官职业保障必然让人无法信服。并且，从法官职业广义的角度分析，在社会把法院工作与法官职业相等到同的情形下，法院队伍建设在没有实质性突破的前提下而过于强调其职业的神圣，要求职业的保障，这显然没有说服力。因此，从价值学理论角度看，法官本身的精英化与否是法官职业保障是否落实的重要前提。
基于以上三大障碍，基层法院队伍在自身建设本就不完善的情况下更加暴露出深层处的问题。
三.影响法官职业监督的三大因素
（一）司法审判制度因素的影响
可以肯定地讲，我国现有的司法审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司法审判工作运行规律的，但单从法官职业监督的角度透视，其局部或环节的不合理性已严重影响到对法官职业的监督。从笔者来看，上诉制度与审判监督制度作为系统内部的重要监督制度，其运作上的难于启动、适用上的过于宽泛或者说是过于自由裁量性，并不利于对法官职业的监督。法律的创立从本质上是为了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足以得到司法救济，但从司法实践看，基于二审制度的非钢性规定，原则性不强的发还重审或改判案件势必对一审法官职业素质评价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诸如基于法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导致案件结果偏轻或偏重、地区性差异造成适用标准不同而一概发还或改判的，这在否定一审法官职业素质的同时，既不利于社会监督，也不利于内部监督。
（二）司法责任追究体制因素的影响
除独任审判外，所有案件审判结论一律由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作出，按照权责相对应的原则，案件审判的不合法性责任理应由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集体承担，但从司法责任追究体系的规定来看，并没有形成一套严格的责任确定标准及追究机制。诸如“四项制度”和“一个规范”所强调的责任追究主体更趋重于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司法实践中更是以追究个人责任为主，这实质上是一个责任强加或责任追究错位的体现，就法官个体来讲，这本身就是一种司法责任不公，何谈更好地对法官职业的监督。
（三）司法权受外部监督因素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根据目的解释论可知，作为行使审判权主体的法官个体在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同样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人民法院在接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同时，来自社会性的干扰已成为影响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重要因素，尽管这种干扰在本质上与权力监督、检察监督、上级监督和审判监督并不等同，但不得不面对现实是，基于这些干扰因素的存在与影响，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空间正在逐步地被蚕食与鲸吞。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公众媒体炒作、社会舆论反应、涉法信访压力和权力机关的个案监督（本人并不主张权力机关对具体案件进行监督）四个方面。不可否认，人民法院在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瑕疵甚至错误的案件，但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审判监督和上级监督这些法定监督机制的应有作用，还有什么缺点不能免补，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改正，为什么当事人或公众总习惯于通过这些非法定监督渠道的手段来寻救最后的救济，令人思考。诚然，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通过这些渠道而最终使合法权益得到救济的案例并不少，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其对法制价值、司法功能、司法环境的破坏远远大于其产生的正面效应，司法信任危机已让人开始怀疑司法本身的价值存在。长此以往，法律还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公众的遵守吗？
四.法官职业监督保障的选择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加强对法官职业的监督与保障，现阶段来讲首先必须突破或消除前述三重障碍、三种因素。借鉴国外法官监督保障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加强法官职业监督保障的选择只能是在宪法、法律的框架下，对法院体制包括人财物管理体制、司法行政管理、审判管理和司法监督体制等进行改革，建立和完善法官职业监督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
（一）提级兼垂直设置管理选择
从当前司法改革的理论看，在人民法院的设置管理体制上主要有二种设计：其一是纯粹的垂直化体制，即各级法院的产生、人事任命一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进行，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预算。其二是二级化体制，即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产生、人事任命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进行，司法经费由省财政统一预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产生、人事任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进行，司法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预算。以上二种体制设计从本质上来讲都体现了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但客观地讲，这至少在现阶段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行，不具有可操作性，或者说操作成本过高。如果按全国法官约30万的概数计算，单就法官一类人来由一个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已是不可能的，即使实行二级化体制，也是很难进行统一管理的，何况还有更庞大的司法辅助人员现阶段也必须与法官一并进行管理。基于此，笔者认为，现阶段法院的设置和相关管理可以实行提级兼垂直设置管理。即除最高法院外，其它各级法院的产生、人事任命、经费预算分别由上级人大及其常委统一进行，而相配套的人事管理则由最高法院和省高级法院分二级进行垂直管理。于此，既可以降低法院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保证司法权的相对独立性，也可以使法官职业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同时又便于实践操作。
（二）法官职权化选择
长期以来，只所以司法权总处在一种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其根本原因就是法官职权没有得到保障。对此，人民法院必须通过深化审判权运作方式改革和法官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保障合议庭和独任法官能够依法独立审判的内部制度，将司法行政管理和审判业务管理彻底分开，把院长、庭长的领导权限制在司法行政的范围内，除其在组成合议庭或独任审理案件时，不具有对案件的发言权。同时，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对自已作出的司法裁决也不必进行逐级审批，最大限度赋予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绝对的司法裁决权力。由此牵出的问题是，在赋予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绝对的司法裁决权的同时，必须健全司法内部监督与考核制度，确保法官在充分行使职业权力的同时，也成为职业责任的追究主体，使权责相应，从而保证司法的公正性。而健全的司法业绩考核制度、奖惩制度、用人机制主要是为了保障法官个体在获得最大职业权力保障的同时，避免因职业权力的行使而受到不公平待遇，从而保证能够获得其他权利的保障。
（三）法官精英化选择
套用经济学理论，要想获得最大限度的价值，就必须投入最大限度的成本。法官作为一种特殊职业，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及较高的职业保障，也必须具备其他行业不可替代的职业素质，这样才能使“厚其待遇、隆其地位”的要求在社会上得到认可与信服。从实践来看，虽然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提出已经为法官精英化的构建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不可否认，这与法官职业的精英化还有很大的距离。基于此，在现阶段来要求法官职业的较高保障，时机似乎并不成熟。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考虑：一是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虽然司法考试在某种程度上给法官职业准入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但纵观发达国家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法官职业准入基点并不高，因此，有必要在未来的法官职业准入标准及制度上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二是完善法官的选拔制度。从当前来看，基于人事权限的限制及法院系统本身的消极，法官的选拔与补充已成为中西部法院审判力量断层的主要原因。从首次司法考试至今4年来，社会上一些通过司法考试的优秀人才因人事关系的问题并不能充实到审判队伍中，这对法官基础本就落后的一些中西部法院尤感无奈，完善法官选拔机制势在必行。三是逐步实行法官员额制度。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是法制进步国家的主要做法，从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选择来看，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基于现有法官队伍很大一部分人远不达法官本应具备的素质，因此，虽然推崇时下实行法官员额制度的呼声很高，但仓促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并利于法官职业化的整体推进。四是完善法官培训机制。在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官培训机制的同时，要根据法官职业的特性加强法官对法学理论理解、法律适用把握、审判技能运用、司法调研能力的培养，从而不断提高法官的职业素质水平及能力，让法官真正成为法律人才中的精英。
(四)监督法律化选择
法官职业保障与法官职业监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要强化法官职业的保障，就必须加强对法官职业的监督。笔者认为，要加强对法官职业的监督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重视：一是对法官职业的内部监督。重点是完善上诉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通过充分发挥上下级法院的级别监督和本院内部的审判监督作用，把法官职业置于严格的法律监督之下。二是对法官职业的外部监督。这里包括三个方面，即检察监督、权力机关监督、社会监督。这三种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上都有其积极作用，但在司法监督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笔者认为，对于这三种监督，应根据其功能与性质予以不同层面的强调，检察监督应重点放在个案的监督之上；而权力机关监督应重点放在对司法工作的整体监督之上，并坚决排除权力机关对具体案件进行监督的做法；就社会监督来讲，基于法律本身的专业性与严肃性，对其价值存在理应首先符合法律价值的取向，不可被随意指点，而对于媒体之滥于炒作行为更应严格禁止。
总之，法官职业监督保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必须从不同视角进行全方位的论证并采取相应措施，唯如此，法官职业才会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司法公正才会有根本保证。


(陵川县人民法院政治处 赵如水)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发展中医条例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8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发挥中医在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中的作用，保障公民身体健康，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根据我国各民族传统医药理论、技术、方法开展的医疗、预防、康复、保健以及教育、科研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中医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医事业必须团结、依靠中医药人员，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努力实现中医现代化。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把发展中医事业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完善中医医疗、教育、科研和管理体系。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中医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指定的主管中医工作的部门（以下统称中医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中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
各级计划、财政、人事、教育、科技、物价、工商、劳动、药品监督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发展中医事业工作。

第二章 医疗机构与中医药人员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设置独立的符合国家和省规定标准的中医医疗机构。
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同其他医疗机构共同承担社会医疗、预防、保健和康复工作任务。
第七条 申请开办中医医疗机构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国家和省规定的条件和资格，并按照规定和程序申请审批、登记。
撤销、合并中医医疗机构，或者改变其名称、性质和业务范围，应当由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八条 开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中医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经省中医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第九条 县以上综合医院应当设置中医科或者中西医结合科和中药房，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床位占医院床位总数的比例应当不低于5％。
中心乡镇卫生院应当设置中医科和中药房，有条件的可以建立中医专科医疗机构。
乡镇卫生院应当配备一定数量的中医药人员，开展相应的中医医疗业务。
村卫生所（室）应当开展中医医疗业务。乡村医生应当掌握处理常见病、多发病的中医药诊疗技术，运用中草药防病治病。
第十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方能从事中医药临床技术工作：
（一）具有国家承认的中医、中药、针灸、骨伤、推拿、护理等中专以上专业学历的；
（二）取得中医药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
（三）经国家或省中医行政部门考试、考核合格，取得从事中医临床技术工作资格证书的。
第十一条 中医机构的中医药人员的比例应当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应当控制非卫生技术人员进入中医机构。
第十二条 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执行有关规章制度和技术规程，提高服务质量和业务水平。

第三章 教育和科学研究
第十三条 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发展中医药教育，逐步建立健全规模适宜、专业适当、层次和结构合理的中医药高、中等教育体系，设立为其配套的中医药临床教学基地，改善中医药教育机构办学条件。
加强中医药人员在职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加快中医药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技术骨干的选拔和培养。
申请开办中医药教育机构，应当经省中医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并按有关规定报国家、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举办涉外中医药短期培训和进修班，应当具备规定的办学条件，经省中医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鼓励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药人员带徒授业，开展师承教育。
国家和省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经结业考核及出师验收合格并取得出师证书者，经过规定的职务评聘程序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时，可不受本单位职数限制，其职数由省人事部门在全省职数内调剂解决。
由省中医行政部门核准的中医药学徒人员，经结业考核及出师验收合格并取得出师证书者，由省人事部门和省中医行政部门确认其相应的技术职务，再晋升中级以上相应技术职务时，按破格人员对待。
第十六条 鼓励西医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人员学习、研究中医药，积极培养中西医结合专门人才；鼓励中医药人员学习、研究和运用现代医学及相关的现代技术，用以发展中医药学术。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重视中医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加强中医药科研机构建设，逐步完善中医药科研体系。
中医药科研机构的业务用房、仪器装备、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临床研究病床，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申请开办中医科研机构，应当经县级以上中医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八条 开展涉外中医药学术交流、医疗服务、技术合作、科技成果转让、科研课题合作研究等活动，应当报省中医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后办理其他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中医文献、档案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在资金、人员等方面予以保证。鼓励捐献有价值的中医文献、民间验方、秘方和有独特疗效的中医诊疗技术。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护和利用地产中药材资源。有关部门应当运用中医药理论和先进科学技术，加快研究创制中药新产品、新剂型。加强中医药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培育、发展中医药科技市场。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逐年增加中医事业费的财政投入，增长幅度应当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中医事业费应当纳入财政预算，在财政科目中单独列支。
发展中医专项资金应当重点用于支持中医医疗、教育、科研的重点项目，并逐年增加。
第二十二条 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资助中医事业发展，鼓励利用境外资金和捐助发展中医事业。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对公立中医机构的优惠政策，减轻中医机构的社会负担。公立中医机构兴办的“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的产业，实行税金照收、财政返还政策，返还的税金用于发展中医事业。公立中医机构的本体基本建设免交有关附
加、配套费用。
第二十四条 各地在确定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社会医疗保险服务的医疗机构时，应当将中医医疗机构与其他医疗机构同等对待。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农村中医事业，加强农村中医技术队伍建设。在农村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具有大专学历的中医药技术人员，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享受优惠待遇。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中医行政部门设立中医监督员制度。中医监督员由同级中医行政部门在中医管理人员中聘任，依法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医工作。
第二十七条 各级中医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中医经费的管理。中医事业经费、基建经费和中医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截留。
第二十八条 下列项目的评审或鉴定，有关部门应当组织中医专家和有关专家、人员参加：
（一）中医科研课题的立项、鉴定（评审）和成果评奖；
（二）中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推荐和评审；
（三）中医医疗、教育、科研机构的评审；
（四）中医医疗事故的鉴定。
第二十九条 发布中医医疗广告应当按规定的程序报省中医行政部门审查，符合规定的，由省中医行政部门出具中医《医疗广告证明》。
广告经营者发布中医医疗广告，应当查验《医疗广告证明》原件和有效期限，并按核定的内容设计、制作发布内容。未取得中医《医疗广告证明》的，广告经营者不得承办或者代理。
广告发布地的中医行政部门发现发布的广告有与审查的内容不符的，应当报省中医行政部门撤销其《医疗广告证明》。同时应当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发布该项广告。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条 在发展中医事业中，有下列贡献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中医行政部门给予奖励：
（一）贯彻执行中医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促进中医事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
（二）在中医医疗，中医药教育、科研、行政管理、促进中西医结合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
（三）献出或发掘、整理有价值的中医药学术文献或有特效的处方、诊疗技术的；
（四）名老中医药专家带徒授业取得突出成绩的；
（五）资助中医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一）（二）（三）项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中医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有下列（四）（五）项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处以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一）利用职权侵犯他人从事中医工作的合法权益的；
（二）侵犯中医机构的合法权益，或擅自改变其性质的；
（三）限制公民自愿选择中医诊疗行为的；
（四）损害和破坏中医药文物、档案的；
（五）泄露中医药技术秘密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中医行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立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的；
（二）未办理执业登记手续，擅自开展中医医疗服务的；
（三）未取得中医执业资格，非法从事中医诊疗活动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未经中医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办学的，由县级以上中医行政部门责令停办，限期办理审批手续，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未经批准擅自发布或者发布虚假、变相中医医疗广告的，由中医行政部门提出意见，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批准发布虚假中医医疗广告的，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挪用、克扣、截留中医经费的，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上级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中医药人员在医疗活动中造成医疗事故的，由有管理权限的部门和单位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由省中医行政部门负责应用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1998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