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起盗窃案谈共同犯罪中同案人供述的证明力问题
------兼论“补强证据规则”

涪陵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吴登伟

基本案情：
2007年7月31日晚，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与同案人廖某、勾某和在涪陵区龙潭镇街上，由沈某、廖某和勾某具体实施盗窃行为盗得失主游某价值人民币3600元的摩托车一辆，该车由犯罪嫌疑人廖某单独销赃，所获赃款由犯罪嫌疑人沈某、廖某、勾某分用。
2007年8月初，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与同案人廖某、勾某在涪陵区百胜镇街上，由沈某具体实施盗窃行为盗得失主刘某价值人民币3400元的摩托车一辆，后该车被公安机关查获没收。
证据分析：
犯罪嫌疑人周某一直否认自己参与了盗窃。对龙潭街上次盗窃，其辩称站在大约100米远的地方，虽知道其余三同案人盗窃，但并未参与盗窃的共谋，也未实施盗窃行为和分得赃款，对该次盗窃，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后二人因该两次盗窃已被判刑）则供述称，周某知道并同意了盗窃，其站在远处是起望风的作用。廖某供称“未分与周某赃款，是因为我们吵了架”。对百胜街上次盗窃，犯罪嫌疑人周某辩称“因为我和廖某吵架了，开始我不想去，他们中的一人喊我去耍，我是跟沈某、廖某和勾某一路去耍，未实施盗窃”，同案人沈某供述称“是我和周某盗的摩托车，推摩托车的时候，周某搭了一把力”，同案人廖某和勾某则供述称“是沈某和周某去偷的摩托车，具体怎么偷的不清楚”。同时，本案还有被害人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等证据在案。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构成盗窃罪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分歧观点：
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共犯之间的口供只要可以相互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量刑，本案除周某外的各同案人的供述基本能相互印证，故可认定周某构成盗窃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仍然是口供，不能互为证人。运用共犯的口供，仍然要坚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只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这种观点同时认为，如果同时具备如下条件，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一是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口供排除了串供的可能性；二是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口供是依法获得的；三是各被告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各犯罪嫌疑人都到过现场以及各自在现场的活动；四是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共同犯罪同案人之间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各犯罪嫌疑人之间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仅据此就对其余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同时，在有其余证据对同案人供述补强作用足够时，可以依据同案人的供述与其余补强证据之间形成的证明体系来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若补强作用不够，则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据此，本案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构成盗窃罪的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评析意见：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
首先笔者并不赞成第一种观点。同案人的口供对其他犯罪嫌疑人来说，在证据种类上，笔者认为仍然属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不属于证人证言。所谓犯罪嫌疑人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承认犯有某种罪行所作的交待。证人证言则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构成证人证言，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作证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外的人，同案人口供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犯罪嫌疑人，故在证据种类上不属于证人证言。
同时，在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证明力大小，能否成为对其余犯罪嫌疑人的定案依据，笔者认为，还应当将以下两种情况分别处理。
第一种是共同犯罪案件中，没有其他证据，仅有同案人口供的情况。笔者认为，在此情况下，应当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即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深究该条之立法精神，笔者认为该条中的“犯罪嫌疑人”既包括单一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亦包括共同犯罪的的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其他证据与同案人口供相互印证的情况之下，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客观性就无法得到确认。同时，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存在非自愿供述与虚假供述的可能性。因为处于同一追诉程序中的共同犯罪人很有可能为了推托罪责，或者争取立功表现而作虚假供述。在有犯罪嫌疑人另案处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另案共犯的供述在证据种类上仍然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其言词的真实可靠性仍然值得怀疑。即使共同犯罪中各犯罪嫌疑人之口供一致，供述之真实性依然值得怀疑。故以不确定的口供来证实口供，其结论也依然是不确定的。因此，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只有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即使口供之间能相互印证，依然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故对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笔者均不支持。
第二种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口供真实可靠的情况。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对同案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了解得最为直接和彻底，若其口供能在有他项证据以辅证下，真实可靠性得到证实，则该口供的证据能力就应该得到肯定。因此，这就要求办案机关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过程中，不应只注重同案犯罪嫌疑人之口供，而应积极搜集其余证据以补强犯罪嫌疑人之口供，使各项证据之间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锁链。注意搜集和运用其余证据，就必定涉及到证据规则中补强证据规则的运用。
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或发生其他危险性，法律规定在运用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充说明其证明力的一项证据制度。该项证据规则主要应用于英美法系，且主要适用于言词证据，包括口供补强和其他证据的补强两方面。在英美证据法中，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外所作的自白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在对每一事实的虚假性进行证明时，对进行这种证明的证人证言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也对口供补强作了相应的规定，虽然该规定较为笼统，但仍然可以认为刑诉法确立了补强证据规则，即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而补强证据须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能与被补强证据共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律对此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只能由审理案件的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在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并作出裁判时，也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和法律的规则，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补强证据以及被补强的证据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强弱进行判断，并以此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补强证据与被补强证据相互结合，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则可以对其所审理的案件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相反，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
结合本案来看，首先，同案人廖某、勾某的供述，并不会因为二人与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不处于同一追诉程序，在证据种类上就为证人证言，而仍然为被告人供述。犯罪嫌疑人周某一直否认其参与了盗窃的共谋和行为的实施。其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在证实周某参与盗窃共谋和实施了盗窃行为两点上，大体上能保持一致，但在细节上却不能相互印证。龙潭次盗窃，在盗窃现场，犯罪嫌疑人周某站在约100米远的地方，在此次盗窃中其作用均来自三同案人的口供，这几份口供对周某之作用的证实，因为无证据证明四人事前明显的共谋与分工，所以该“证实”可以说是均来自三同案人的“臆测”，并无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实为“无证据的断言”。对百胜次盗窃，也仅有同案人沈某的供述证实周某在盗窃过程中有何具体行为。笔者认为，本案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周某参与盗窃犯罪的证据仅有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的供述。同时，本案虽有被害人失主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但该两项证据仅能证实摩托车被盗与犯罪嫌疑人廖某销赃的事实。就算该两项证据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强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供述的真实性，但在证实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否参与了盗窃的事实上，关联性不大。再则，廖某与周某之间有矛盾（双方都称有吵架的事实），不能排除该三同案人虚假供述的可能，也就无法利用该“不真实的事实”来进行“事实推论”，故该两项证据对同案被告人沈某、廖某和勾某的供述所起的补强作用并不大，证明力不强。同案人之口供、被害人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这几项关键证据之组合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仍然存在犯罪嫌疑人周某知晓盗窃且在现场，但仅为知情者而非犯罪者的可能，此时，本案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否构成盗窃罪上，应该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其作“无罪推定”，认定其构成盗窃罪的证据并不确实、充分。
近几年来，西方刑事理念在我国刑事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推广与深入，要求办案人员在搜集和审查把握案件证据的时候，不应太依赖“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否则会有 “强行定罪”之嫌。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利用同案人的供述来证明其余同案人构成犯罪时，必须运用补强证据规则，借助其他证据来进行补强。并且，其余证据对同案人供述的补强，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从而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唯有如此，认定不招供的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才确实、充分。

论构建独立董事间接薪酬制度

郭 ? 吴 宁


[摘 要]： 目前，国内外对独立董事薪酬制度研究和实践的主要方向是直接薪酬制度，即独立董事以外部人身份介入公司事务，却同公司内部人一起从公司直接领 取报酬。然而，从社会心理学基础和法学基础等方面来分析，直接薪酬制度事实上正腐蚀着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进而危害整个公司的治理。建立间接薪酬制度，一方面，是由独立董事职责特殊性本身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保障独立董事独立性，完善公司治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关键词]： 独立董事 ; 直接薪酬 ; 职责; 独立性; 间接薪酬


独立董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独立性。[1] 对独立董事内涵的界定国内外版本颇多，但在独立性这一特征上却是完全一致的。独立性特征本身事实上也就注定了独立董事薪酬方式应具有特殊性。

一、独立董事薪酬制度的现状
1、美国的独立董事薪酬制度
在美国，独立董事亦称为外部董事（outside director），是相对于内部董事而言的，是指与公司没有聘用关系或其它显著经济联系的董事。[2] 根据这一定义，独立董事与公司之间“没有聘用关系”，即没有劳动法律关系。但实践中，美国各公司的独立董事都从公司直接领取各类酬金，因而双方存在着事实上的 “ 聘用关系”。
美国独立董事同公司的直接经济关系密切。美国公司独立董事的报酬包括两部份：年费和参加会议的津贴。年费一般在2—4万美元之间；参加会议的津贴为每参加一次董事会或专业委员会会议领取1，000~5，000美元不等的收入。独立董事的年平均收入为33，000美元。[3]除此固定薪酬之外，美国公司独立董事还可从公司获取作为激励措施的本公司股票期权，还可报销参加董事会的费用。以破产的安然公司为例，在安然事件爆发前，17名董事会成员中，有15名为独立董事，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包括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秘书长，美国商品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德州大学校长，通用电气公司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英国前能源部长等等。安然公司的独立董事们从安然公司直接领取各式各样的收益，仅在2000年，安然公司召开了九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每人接受了公司7.9万美元的薪金。安然共签署了七份涉及14名独立董事的咨询服务合同，还有许多项与不同独立董事所在企业进行产品销售的合同，或是向一些董事任职的非盈利机构捐款。安然董事会显然像一个“有浓厚人际关系的俱乐部。”[4] 安然公司独立董事同公司内部人一起通过各种方式从公司猎取收益，直至公司破产。
显然，不论是固定薪金，股票期权，还是报销费用等等，美国公司独立董事的收入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直接从公司和公司内部人那里领取。

2、我国及其它国家的独立董事薪酬制度
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是基于聘用关系从上市公司直接领取报酬。中国证监会对独立董事的定义是：“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它职务，并与其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5] 从这一定义中的“受聘”二字我们可以解读出，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间存在着“聘用关系”，即独立董事受聘于上市公司。事实也是如此。中国证监会在《指导意见》中进一步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津贴的标准应当由董事会制定议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公司年报中披露。[5] 实践中，我国独立董事的报酬一般由津贴和车马费构成。从上市公司公布的年中查阅，独立董事年薪高低不一。如，宝钢股份独立董事年薪人民币为20万，中国联通为8万，上海汽车为3万，前不久爆出债务丑闻，董事长外逃的啤酒花股份公司，其独立董事年薪为5万等等。
此外，其它国家如英国、意大利、芬兰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独立董事的薪酬方面也都采取由上市公司内部人直接支付的方式。
综上，笔者把这种由独立董事以外部人身份介入公司事务，却同公司内部人一起从公司直接领取薪酬的方式及其相关规定称为独立董事直接薪酬制度。目前，国内外上市公司在实务中一般都是采用这种薪酬制度。

二、国内外对独立董事薪酬问题的研究
当前，国内外对独立董事薪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直接薪酬制度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独立董事该不该从上市公司拿钱。一种观点认独立董事不应该从上市公司拿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其独立性；另一种观点认为独立董事应该从上市公司拿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其积极性。其实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只是前者强调更多的是外部人对公司内部人的权力制衡作用，而后者更多的是强调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在实践中人们更偏向于选择后者，因为独立董事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为公司提供服务，而且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面临着名誉、责任方面的风险，以此为“对流条件”（current condition），他理应享有相应的权利。[6] 所以，独立董事以其劳动应获得报酬的观点已渐成为主流意见。
2、独立董事该拿多少钱。这一问题比较复杂，争议很多，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通常来说，有人主张对独立董事更多地应采用声誉激励，应对其资格进行严格考核和认定，并发放注册资格证书，让社会把这一职业看作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高尚职业。另外有人则认为应更多地给予独立董事报酬，包括各种浮动式期待利益，用来激励他们更认真地履行职责。根据这种观点，有些公司在独立董事的薪酬方面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方式。主要有固定薪水加公司股票期权方式，为延期支付计划等等，希望以期待利益来激励独立董事的创造性和责任心。
3、成立“独立董事事务所”或“独立董事协会”。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专门对公司高管人员的经营业绩进行独立评估的机构，它们类似于律师事务所的组织方式存在，依赖市场化谋求生存。[7]这确实是一条不错的思路，但提出者只是从独立董事风险责任组织化方面去思考问题，并且“独立董事事务所”若以营利为目的，其独立性、中立性和公正性又将受到置疑。
4、直接薪酬的弊端逐渐显露，间接薪酬已开始引起业内人关注。在直接薪酬制度下，独立董事从选聘到报酬多少，支付程序与方式等都是由上市公司内部人决定。如果独立董事坚持原则，克尽职守地工作之后去向公司内部人签章领取报酬和报销费用时，往往会在心理上和行为上遭遇尴尬。对此已有学者尖锐地提出：“独立董事的费用均应单独列支，不受CEO或任何其它财务负责人的控制。”[8]但是，只要独立董事同公司间存在着直接的薪酬关系，这种控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是不可避免的。

三、间接薪酬制度的含义和特征
（一）间接薪酬制度的概念和含义
笔者提出的独立董事间接薪酬制度是指：独立董事以外部人身份介入公司事务，履行监督内部人的经营决策，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保护中小股东和其它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职责，其劳动报酬不从公司直接领取，而由非赢利的自律性中介行业组织根据一定的规章发放给独立董事的一种薪酬制度。
独立董事间接薪酬制度包括以下三层含义：
1、独立董事是公司外部人，具有独立性。
2、独立董事在公司的职责主要有四项：
（1）监督内部人的经营决策。内部人（insider）主要是指公司的执行董事或高级管理层。独立董事对内部人的监督是在董事会内部进行的事先决策监督，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可以防患于未然，提前化解风险和减少损失。相比较而言，二元制公司结构中的监事会监督是从董事会外部实施的监督，是在错误的决策导致损害发生后，监事通过行使职权请求司法救济并且追究当事人责任的一种事后性监督。在这里，监事作为内部人本质上是起着内奸的作用。独立董事事前决策监督机制显然比监事事后追究式监督机制更具合理性，更适应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2）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设立独立董事是为了制衡管理层权力膨胀，但制衡只是手段，科学决策才是目的。首先，独立董事的来源复杂且拥有在公司治理和经营方面的理论或实践的专业知识，这可以保持公司决策时思维的多元化和观点的新颖性，并使公司的决策遵循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轨道运行。其次，科学的经营管理决策，要求能将长期的战略决策与日常的经营管理决策分开。独立董事主动参加到决策行为中去，并充分行使知情权，才能使日常经营管理决策体现公司长期战略的要求。[9]
（3）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一方面，独立董事通过监督内部人决策使控股东等内部人在上市公司的利益只能通过上市公司的价值提升和利润分配来体现。[10] 此举维护了证券市场大小股东“同股、同权、同利”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中小股东采用累积投票制选出自己信任的，代表自己利益的独立董事；反过来，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决策中就能遏制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决策，从而以“上兵代谋”的上策保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
（4）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这是由公司的社会责任所决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是指股东以外的其他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人，主要有：公司债权人，包括持有公司所发行债券的自然人和法人，公司雇员，消费者等等。在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中对公司利益相关者的保护非常欠缺。独立董事这一职责的确立影响深远，但当前学术界对公司的社会责任还存在些争议。
3、独立董事间接领取薪酬。
独立董事的薪酬不应从他任职的上市公司直接领取，其理由笔者将在后篇中从心理学基础与法学基础加以阐释。独立董事不从上市公司直接领取报酬，并不等于放弃报酬或上市公司免除给付劳动对价的义务。以我国为例，建立独立董事间接领取薪酬的方式可按下列程序进行。
（1）建立信用中介组织，培育独立董事人才市场。在非赢利自律性组织——中国证券业协会下设立独立董事委员会（以下间称协会），由其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注册考核等进行行业协会性质的管理，并负责面向上市公司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2）公司向协会报告独立董事的薪酬预算。作为协会的会员，上市公司有义务将年度所需的独立董事人数，专业水平要求，各种薪酬办法与标准制作成预算送交协会备案。
（3）协会向公司收取年费。以年费的形式，上市公司根据预算将独立董事的薪酬及各种费用全额拔付到协会的专用账户上，由协会派专人专门管理。
（4）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独立董事。协会向各上市公司提名并介绍候选人情况，由股东大会通过法定程序选举产生独立董事。
（5）独立董事年终从协会领取各类报酬。根据股东大会和行业协会的综合考评，决定独立董事的薪酬与奖惩，最后由行业协会按一定规章执行。
（二）间接新酬制度的特征
独立董事间接薪酬制度同目前的直接薪酬制度相比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征：
1、唯职责性。美国投资机构管理委员会对独立董事的界定为：“独立董事与所任职企业唯一关系是其董事职责”[11] 独立董事不直接从公司领 取报酬，可以割断他对上市公司心理上的依附感和过于密切的经济关系，从而使得独立董事与其任职的企业唯一存在的只有职责关系。建立间接薪酬关系的目的之一也就是为了促成二者之间的唯职责关系，切实有效地保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使其更好地履行上述四大特殊职责。
2、行业化管理。在我国，独立董事从提名到选任都是由各上市公司内部人自己掌握，这已造成了独立董事素质参差不齐，一盘散沙，混乱无序的局面。从公司治理战略层面来看，结束各自为阵的格局，组建自律有序的独立董事行业管理协会已是当务之急。建立独立董事间接薪酬制度可以为全国统一的独立董事行业协会的组建提供契机，并为行业协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基础；独立董事行业协会反过来也能有效地保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这种良性互动的格局非常有益于完善公司治理，促进公司的协条发展。